一、 “ 艺术人生 ” 的内涵
李叔同、丰子恺师徒的艺术人生，不能简单地概括为跟艺术打交道或从事艺术创作的一生。而是指师徒两人共同的一种思想境界，是艺术和人生的有机统一——用美的艺术精神来濡染人格和心灵，使生命富含艺术般美丽而富有意义的诗性境界。
吉川幸次郎曾经评价丰子恺是“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并不是因为他多才多艺,会弹钢琴、作漫画、写随笔的缘故，“我所喜欢的，乃是他的像艺术家的真率，对于万物的丰富的爱，和他的气品、气骨。”由此可见，相较于丰子恺杰出的艺术才华，他的艺术化的人生更值得我们后人敬仰与尊重。
当时，“为人生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两种观点一直存在着争议，而丰子恺却不在这二者之间纠结，提出了截然不同的主张：他说：“我们不欢迎‘为艺术的艺术’，也不欢迎‘为人生的艺术’。我们要求‘艺术的人生’与‘人生的艺术’。
1. 艺术要关注现实 ——“ 人生的艺术 ”
丰子恺主张艺术要关注现实,要反映现实中人的生存状况。绘画、音乐、文学等等,只要是艺术就与生活相关,凡是艺术都应该是源于生活,反映生活。在这一艺术观点的指引下,丰子恺的艺术创作是以现实生活为依据的,他的散文、漫画和音乐创作在整体艺术风格上都呈现出浓郁的生活气息，他的作品大多数都是反映生活、以写实为主的。如漫画作品《病车》、《高柜台》、《混沌担》、《卖花女》等等,刻画的都是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状态,反映的是社会现实的真实面貌。他的创作观，就是他所提倡的“艺术人生化”，即艺术是跟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是反映生活现实。
2. 以艺术的态度关照人生 ——“ 艺术的人生 ”
丰子恺追求“人生艺术化”。用他自己的话定义“人生艺术化”就是："体得了艺术的精神,而表现此精神于一切思想行为之中。这时候不需要艺术品,因为整个人生已变成艺术品了。"
丰子恺认为,只有体得了艺术的精神,才可创造出真正的艺术品,人生才能美化,才能创造出"人生"这个大艺术品。把艺术活用于生活当中,用处理艺术的态度来处理人事,以艺术的眼光来看待世间万物，追求一种艺术化的人生道路。
二、《护生画集》 ——“ 人生艺术化 ” 的艺术实践
丰子恺认为，艺术包括“技术”和“美德”两个方面，“技术”就是指艺术创作的的技巧、方法、手段，而“美德”是指人们要具有爱美的心，具有芬芳宽广的胸怀，具备完满的人格。
丰子恺教授艺术科，最为注重的是“艺术心”、“艺术”、“艺术教育”三个方面。对于“艺术心”，他认为就是“广大的同情心”，是一种“万物一体”的境界。在丰子恺的心目中,儿童占有很大的重量。他认为，儿童的心是单纯透明的，他们大都富有同情心，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环境的变化，他们更多地去追逐功名利禄了，而渐渐丧失了那颗同情心。在丰子恺看来,艺术家要具备一颗同情心，这颗同情心不但要同情有情的人类,而且还要同情世间一切无情的物类。要求得艺术的不朽,丰首先创作者要具有同情心、众生心，文艺创作者只有具备了这种同情心、众生心的人格素养,他的作品中才会被人们认可，才会具有不朽性。
在抗战以后，"同情心"成为丰子恺艺术创作的核心，他与李叔同合作的《护生画集》很好地印证了他的"同情说"，是“同情说”理论指导下的艺术实践。什么是"众生心"？就是一个人心中不只有自己，还要为他人，为人民大众着想；不仅懂得自己的心，又能体谅他人的心，并能把这种"众生心"、"同情心"推及一切事物。
《护生画集》的艺术创作,不仅包含着对人格修养的陶冶、熏染，而且充满了宗教的劝解和救赎的意味。企图通过艺术将佛家的精神思想灌输到人的心灵之中,以此来实现艺术与宗教精神的有机融合。
李叔同“戒杀护生”的创作初衷，来自于佛教的"众生平等"，它的关注点落在万物众生之上。而丰子恺在“护生”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护生护心”的说法。他认为：“护生”就是“护心”。爱护生灵,劝戒残杀,可以涵养人心的“仁爱”,可以诱致世界的“和平”，所以我们所爱护的,其实不是禽兽鱼虫的本身，而是自己的心。换句话说，救护禽兽鱼虫是手段，倡导仁爱和平是目的。
三、 “ 先器识而后文艺 ”—— 李叔同与丰子恺的人格修养
李叔同是丰子恺的艺术教师，也是他信宗教的导师。作为教师的李叔同不仅自己严肃认真、以身作则，而且特别重视培养学生的道德修养。在教学实践中，李叔同大力倡导“先器识而后文艺”的道德主张，他要求学生建立起“器识”为先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李叔同在用刘宗周的《人谱》来教育丰子恺的时候，把“先器识而后文艺”做了这样的解释：‘先器识而后文艺’，翻译为白话，大概就是：‘首先重视人格修养，其次重文艺学习’，更具体地说，也就是‘要做一个好文艺家，必先做一个好人’。
李叔同的这一思想，对丰子恺影响极为深刻。丰子恺认为："真正的艺术，必须兼备“善”和“巧”两个条件。善而不巧，固然做不出艺术来，巧而不善更没有艺术的资格。善而又巧，巧而又善，方才成为艺术。他在《艺术与艺术家》一文中指出:"艺术以人格为先，技术为次。”可见，在丰子恺看来，如果一个艺术家没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却具有人类所有的弱点，比如傲慢、浅薄、残忍等等，那么即使他开一千次展览会，也只是形式的艺术家，而不具备真正艺术家的本质。而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不搞艺术创作，却具有一颗艺术的心，那么他也可以称作是艺术家。“人格为先、技术其次”的人本主义思想，是丰子恺对人生艺术化问题的积极注解。
丰子恺是一位艺术家为人熟知，但他同时也是一位佛教居士。他浓厚的宗教情怀除了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更多的是受到了老师李叔同的影响。李叔同在1918年遁入空门,当人们都怪异李叔同突然遁入空门是否是受到了什么刺激时，丰子恺就曾以"三层楼"的比喻为青年解说李叔同出家的原因。在他看来,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个层次：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祌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第一、二层楼很多人都能够到达，而只有人生欲很强，脚力很大的人才会因不满第二层楼而毅然爬上三层楼去，这便是宗教徒。他们大都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和精神欲还不够，还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丰子恺认为，其师李叔同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在李叔同的影响下,丰子恺坚信精神生活完全可以代替物质生活,为人生提供坚实的安身立命之本。通过对艺术特点与精神的深刻领悟,丰子恺倡导把艺术作为提升人格修养与人生境界的切实而有效的途径。他认为:人生,应该是艺术化的人生,即以艺术的精神面对人生艺术,应该是人生化的艺术,即立足现实、关注现实,实现艺术的人生化。
“慢慢走，欣赏啊！”——人生的艺术化
朱光潜
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是讨论艺术的创造与欣赏。在这一节中，我提议约略说明艺术和人生的关系。
我在开章明义时就着重美感态度和实用态度的分别，以及艺术和实际人生之间所应有的距离，如果话说到这里为止，你也许误解我把艺术和人生看成漠不相关的两件事。我的意思并不如此。
人生是多方面而却相互和谐的整体，把它分析开来看，我们说某部分是实用的活动，某部分是科学的活动，某部分是美感的活动，为正名析理起见，原应有此分别；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完满的人生见于这三种活动的平均发展，它们虽是可分别的而却不是互相冲突的。“实际人生”比整个人生的意义较为窄狭。一般人的错误在把
它们认为相等，以为艺术对于“实际人生”既是隔着一层，它在整个人生中也就没有什么价值。有些人为维护艺术的地位，又想把它硬纳到“实际人生”的小筑围里
去。这般人不但是误解艺术，而且也没有认识人生。我们把实际生活看作整个人生之中的一片段，所以在肯定艺术与实际人生的距离时，并非肯定艺术与整个人生的
隔阂。严格的说，离开人生便无所谓艺术，因为艺术是情趣的表现，而情趣的根源就在人生；反上，离开艺术也便无所谓人生，因为凡是创造和欣赏都是艺术的活
动，无创造无欣赏的人生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名词。
人生本来就是一种较广义的艺术。每个人的生命史就是他自己的作品。这种作品可以是艺术的，也可以不是艺术的，正犹如同是一种顽石，这个人能把它雕成一座伟大的雕像而另一个人却不能使它“成器”，分别全在性分与修养。知道生活的人就是艺术家，他的生活就是艺术作品。
过一世生活好比做一篇文章。完美的生活都有上品文章所应有的美点。
第一，一篇好文章一定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其中全体与部分都息息相关，不能稍有移动或增减。一字一句之中都可以见出全篇精神的贯注。比如陶渊明的《饮酒》
诗本来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后人把“见”字误印为“望”字，原文的自然与物相遇相得的神情便完全丧失。这种艺术的完整性在生活中叫做“人格。凡
最完美的生活都是人格的表现。大而进退取与，小而声音笑貌，都没有一件和全人格相冲突。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是陶渊明的生命史中所应有的一段文
章，如果他错过这一个小节，便失其为陶渊明。下狱不肯脱逃，临刑时还丁宁嘱咐还邻人一只鸡的债，是苏格拉底的生命史中所应有的一段文章，否则他便失其为苏
格拉底。这种生命史才可以使人把它当作一幅图画去惊赞，它就是一种艺术的杰作。
其次，“修辞立其诚”是文章的要诀，一首诗或是一篇美文，一定是至性深情的流露，存于中然后形于外，不容有丝毫假借。情趣本来是物我交感共鸣的结果。景物
变动不居，情趣亦自生生不息。我有我的个性，物也有物的个性，这种个性又随时地变迁而生长发展。每人在某一时会所见到的景物，和每种景物在某一时会所引起
的情趣，都有它的特殊性，断不容与另一人在另一时会所见到的景物，和另一景物在另一时会所引起的情趣，完全相同的。毫厘之差，微妙所在。在这种生生不息的
情趣中，我们可以见出生命的创化。把这种生命流露于语言文字就是好文章；把它流露于言行风采，就是美满的生命史。
文章忌俗滥，生活也忌俗滥。俗滥就是自己没有本色而蹈袭别人的成规旧矩。西施患心病，常捧心颦眉，这是自然的流露，所以愈增其美。东施没有心病，强学捧心
颦眉的姿态，只能引人嫌恶。在西施是创作，在东施便是滥调。滥调起于生命的枯竭，也就是虚伪的表现。“虚伪的表现”就是“丑”，克罗齐已经说过。“风行水
上，自然成纹”，文章的妙处如此，生活的妙处也是如此。在什么地位，是怎样的人，感到怎样情趣便现出怎样言行风采，叫人一见就觉其谐和完整，这才是艺术的
生活。
俗语说的好，“惟大英雄能本色”。所谓艺术的生活就是本色的生活。世间有两种人的生活最不艺术，一种是俗人，一种是伪君子。“俗人”根本就缺乏本色，“伪君子”则竭力遮盖本色。朱晦庵有一首诗说：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艺术的生活就是有“源头活水”的生活。俗人迷于名利，与世浮沈，心里没有“天光云影”，就因为没有源头活水。他们的大病是生命的枯竭。“伪君子”则于这种
“俗人”的资格之上，又加上“沐猴而冠”的伎俩。他们的特点不仅见于道德上的虚伪，一言一笑，一举一动，都叫人起不美之感。谁知道风流名士的架子之中，掩
藏了几多行尸走肉？无论是“俗人”或是“伪君子”，他们都是生命上的“苟且者”，都缺乏艺术家在创造时所应有的良心。象柏格荪所说的他们都是“生命的机械
化”，只能作喜刷中的角色，生活落到喜剧里去的人大半都是不艺术的。
艺术的创造之中都必寓有欣赏，生活也是如此。一般人对于一种言行常欢喜说它“好看”“不好看”，这已有几分是拿艺术欣赏的标准去估量它。但是一般人大半不
能彻底，不能拿一言一笑一举一动纳在全部生命史里去看，他们的“人格”观念太淡薄，所谓“好看”“不好看”往往只是“敷衍面子”。善于生活者则彻底认真，
不让一尘一芥妨碍整个生命的和谐。一般人常以为艺术家是一班最随便的人，其实在艺术范围之内，艺术家是最严肃不过的。在锻炼作品时常呕心呕肝，一笔一划也
不肯苟且。王荆公作“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句诗时，原来“绿”宇是“到”宇，后来由“到”字改为“过”字，由“过”字改为“入”字，由“入”字改为“满”
字，改了十几次之后才定为“绿”字。即此一端可以想见艺术家的严肃了。善于生活者对于生活也是这样认真。曾子临死时记得床上的席子是季路的，一定叫门人把
它换过才瞑目。吴季札心里已经暗许赠剑给徐君，没有实行徐君就已死去，他很郑重的把剑挂在徐君墓旁树上，以见“中心契合死生不渝”的风谊。象这一类的言行
看来虽似小节，而善于生活者却不肯轻易放过，正犹如诗人不肯轻易放过一字一句一样。小节如此，大节更不消说。董狐宁愿断头不肯掩盖史实，夷齐饿死不愿降
周，这种风度是道德的也是艺术的。我们主张人生的艺术化，就是主张对于人生的严肃主义。
艺术家估定事物的价值，全以它能否纳入和谐的整体为标准，往往出于一般人意料之外。他能看重一般人所看轻的，也能看轻一般人所看重的。在看重一件事物时，
他知道执着；在看轻一件事物时，他也知道摆脱。艺术的能事不仅见于知所取，尤其见于知所舍。苏东坡论文，谓如水行山谷中，行于其所不得不行，止于其所不得
不止。这就是取舍恰到好处，艺术化的人生也是如此。善于生活者对于世间一切，也拿艺术的口胃去评判它，合于艺术口胃者毫毛可以变成泰山，不合于艺术口胃者
泰山也可以变成毫毛。他不但能认真，而且能摆脱。在认真时见出他的严肃．在摆脱时见出他的豁达。孟敏堕甑，不顾而去，郭林宗见到以为奇怪。他说，“既已
碎，顾之何益？”哲学家斯宾诺莎宁愿靠磨镜过活，不愿当大学教授，怕妨碍他的自由。王徽之居山阴，有一天夜雪初霁，月色清朗，忽然想起他的朋友戴逵，便乘
小舟到剡溪去访他，刚到门口便把船划回去。他说，“乘兴而来，兴尽而返。”这几件事彼此相差很远，却都可以见出艺术家的豁达。伟大的人生和伟大的艺术都要
同时并有严肃与豁达之胜。晋代清流大半只知道豁达而不知道严肃，宋朝理学又大半只知道严肃而不知道豁
达。陶渊明和杜子美庶几算得恰到好处。
一篇生命史就是一种作品。从伦理的观点看，它有善恶的分别，从艺术的观点看，它有美丑的分别。善恶与美丑的关系究竟如何呢？
就狭义说，伦理的价值是实用的，美感的价值是超实用的，伦理的活动都是有所为而为，美感的活动则是无所为而为。比如仁义忠信等等都是善，问它们何以为善，
我们不能不着眼到人群的幸福。美之所以为美，则全在美的形相本身，不在它对于人群的效用（这并不是说它对于人群没有效用）假如世界上只有一个
人，他就不能有道德的活动，因为有父子才有慈孝可言，有朋友才有信义可言。但是这个想象的孤零零的人，还可以有艺术的活动，还可以欣赏他所居的世界，还可以创造作品。善有所赖而美无所赖，善的价值是“外在的”，美的价值是“内在的”。
不过这种分别究竟是狭义的。就广义说，善就是一种美，恶就是一种丑。因为伦理的活动也可以引起美感上的欣赏与嫌恶。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土多德讨论伦
理问题时，都以为善有等级，一般的善虽只有外在的价值，而“至高的善”则有内在的价值。这所谓“至高的善”究竟是什么呢？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本来是一走理
想主义的极端，一走经验主义的极端，但是对于这个问题，意见却一致。他们都以为“至高的善”在“无所为而为的玩索”（Disinterested
Contemplation）。这种见解在西方哲学思潮上影响极大，斯宾诺莎、黑格尔、叔本华的学说都可以参证。从此可知西方哲人心目中的“至高的善”还
是一种美，最高的伦理的活动还是一种艺术的活动了。
“无所为而为的玩索”可以看成“至高的善”吗？这个问题涉及到西方哲人对于神的观念。从耶稣教盛行之后，神才是一个大慈大悲的道德家。在希腊哲人以及近代
莱布尼兹、尼采、叔本华诸人的心目中，神却是一个大艺术家。他创造这个宇宙出来，全是为着自己要创造，要欣赏。其实这种见解也并不减低神的身分。耶稣教的
神只是一班穷叫化子中的一个肯施舍的财主佬，而一般哲人心中的神，则是以宇宙为乐曲而要在这种乐曲之中见出和谐的音乐家
这两种观念究竟是哪一个伟大呢？在西方哲人想，神只是一片精灵，他的活动绝对自由而不受限制，至于人则为肉体的需要所限制而不能绝对自由。人愈能脱肉体需
求的限制而作自由活动，则离神亦愈近。“无所为而为的玩索”是唯一的自由活动，所以成为最上的理想。
这番话似乎有些玄渺，在这里本来不应说及。不过无论你相信不相信，有许多思想却值得当作一个意象悬在心眼前来玩味玩味。我自已在闲暇时也欢喜看看哲学书
籍。老实说，我对于许多哲学家的话都很怀疑，但是我觉得他们有趣。我以为穷到究竟，一切哲学系统也都只能当作艺术作品去看。哲学和科学穷到极境，都是要满
足求知的欲望。每个哲学家和科学家对于他自己所见到的一点真理（无论它究竟是不是真理）都觉得有趣味，都用一股热忱去欣赏它。真理在离开实用而成为情趣中
心时就已经是美感的对象了。“地球绕日运行”，“勾方加股方等于弦方”一类的科学事实，和米罗爱神或第九交响曲一样可以摄魂震魄。科学家去寻求这一类的事
实，穷到究竟，也正因为它们可以摄魂震魄。所以科学的活动也还是一种艺术的活动，不但善与美是一体，真与美也并没有隔阂。
艺术是情趣的活动，艺术的生活也就是情趣丰富的生活。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情趣丰富的，对于许多事物都觉得有趣味，而且到处寻求享受这种趣味。一种是情
趣枯竭的，对于许多事物都觉得没有趣味，也不去寻求趣味，只终日拼命和蝇蛆在一块争温饱。后者是俗人，前者就是艺术家。情趣愈丰富，生活也愈美满，所谓人
生的艺术化就是人生的情趣化。
“学得有趣味”就是欣赏。你是否知道生活，就看你对于许多事物能否欣赏。欣赏也就是“无所为而为的玩索”。在欣赏时，人和神仙一样自由，一样有福。
阿尔卑斯山谷中有一条大汽车路，两旁景物极美，路上插着一个标语劝告游人说：“慢慢走，欣赏啊！”许多人在这车如流水马如龙的世界过活，恰如在阿尔卑斯山
谷中乘汽车兜风，匆匆忙忙的急驰而过，无暇一回首流连风景，于是这丰富华丽的世界便成为一个了无生趣的囚牢。这是一件多么可惋惜的事啊！
朋友，在告别之前，我采用阿尔卑斯山路上的标语，在中国人告别习用语之下加上三个字奉赠：“慢慢走，欣赏啊！”
（ 一九三二年）
人生艺术化的含义：
美的产生需要人的参与，没有人的参与就无从谈美。同样，人的生存也离不开美，离不开艺术。艺术与美是在人生土壤中滋生出来的，没有它们人生也将了然无趣。
另外，艺术和美最重要的功能就在于弥补人生的缺陷，
使人超越自然的限制和实际人生的牵绊， 从而获得心灵的自由和解放， 实现生存的艺术化。
人生本来就是一种较广义的艺术。每个人的生命史就是他自己的作品。这种作品可以是艺术的，也可以不是艺术的，正犹如同是一种顽石，这个人能把它雕成一团伟大的雕像，而另一个人却不能使它“成器”，分别全在性分与修养。知道生活的人就是艺术家，他的生活就是艺术作品。
扩展资料：
朱光潜先生提出“人生艺术化”这个命题是在《谈美》一书的最后一章里。其中提到了这样一个小故事：阿尔卑斯山谷中有一条大汽车路，两旁景物极美，路上插着一个标语牌劝告游人说：“慢慢走，欣赏啊！”
这是为了告诉游人们，不要忙于奔波，而忘记生活的意义在哪里。在这个车如流水马如龙的世界里，恰如在阿尔卑斯山谷中乘汽车兜风，匆匆忙忙的疾驰而过，无暇回首流连风景，于是这丰富华丽的世界便成为一个了无生趣的囚牢。
朱光潜先生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人生艺术化”理念贯穿其美学思想，也贯穿在他的人生中。首先，这一观念的形成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莫大的关系。
“五四”运动后，中国知识界弥漫着一种苦闷的味道。在那个内忧外患的年代，老一辈的哲学家、美学家都毫无例外地把自己的学术研究视野投向了人生。
而朱光潜在经受了“五四”洗礼后，在对传统文化去粗取精后，既保留了独特的韵味又得到现代科学精神的滋润，这为他为学为人优良品性形成有着重大影响。在朱光潜看来，只有超脱到艺术等精神世界中去才能“养精蓄锐，为征服环境做预备”，这是理想与现实不可调和的结果。
另外，在朱光潜留学欧美时，西方美学和文艺批评的思想使他有了更深的见解，他多多少少受了康德、叔本华、尼采、克罗齐等人的影响。尼采的酒神艺术和日神艺术都是逃避现实的手段，而他的“从形象中得救”思想更让朱光潜坚定自己的想法：艺术是“超脱”现实苦难的鹄。
这一观点在康德的“无所为而为的关照”和克罗齐的“直觉说”等处得到了印证。本着“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的态度，朱先生在为人处世和做学问方面始终严格要求自已。
以非功利之心做功利之事，既保有道家的超然出世、隐逸趣味、无所为而为的处世观和审美观的影响又有着儒家宽容调和的文化心态和认真严谨的为学态度。他真正亲躬实践了“人生艺术化”的理想。
在当今的社会环境与人文环境下，“人生的艺术化”这一美学命题有着伟大的现实意义。商品经济形成的金钱至上下人们对财富的欲望膨胀，在科技理性至上的片面偏见下人们的情感道德缺失迷失、只顾个人不顾集体的个人主义之风使人情寒凉、悲观颓丧失去趣味的百无聊赖使生活意义全无。
追逐物欲、道德脆弱、自私自利、悲观颓丧等消极态度使人心蒙上了层层灰尘，纯净仁爱变得不值钱。不仅“过去”不及挽回，“现在”也正在被失去。这时候，就需要“人生艺术化”这样的美学思想去照亮蒙蔽的人心和漆黑的未来。
“人生艺术化”理念主张“自然本性的生活”，这对于当下被物欲填埋、精神空虚的人们来说是一剂良药。不掩饰、不矫情，态度真诚、言行一致是人的最可贵的态度与品质。它可净化那些蒙垢已久的心灵，平抚愤世嫉俗的心态。
当深厚的底蕴彰显为外在的言行，人就成了一个艺术化的人。由艺术化的人而艺术化的人生，就显得理所当然、水到渠成。另一方面，随着科技进步与社会飞速发展，世界贫富两极分化现象日趋严重。一些人在风花雪月中挥霍无度，另一些人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
前者习惯于物质享受造成精神贫瘠，后者生活在自我与社会的双重压力下而不堪重负。“人生艺术化”理念在这里给出了指路的明灯：于彷徨苦闷之际，于生存压力之下，寻找一点乐趣、培养一些可以承担的小爱好，在精神领域慢慢提升自我、淡看生活中的贫富。
但这并不代表可以安于贫困，而是要人们端正心态以待厚积薄发，将诗意的憧憬变为具象的现实。
参考资料来源：光明网-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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