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阮籍和嵇康之间的关系如何呢？

嵇康和阮籍两人是一见如故的好朋友。阮籍的母亲去世后，嵇康的兄长前来吊唁的时候，阮籍并没有什么好脸色，也没有理会。等到嵇康来吊唁的时候，嵇康为了安慰阮籍甚至陪他喝酒，而阮籍则是为了抚平心中的伤痛和嵇康在竹林中喝酒。

阮籍和嵇康都是竹林七贤，两人的性格爱好很相似，都是不慕权贵，不在乎世俗礼法，因此阮籍和嵇康是很好的朋友关系。阮籍的父亲是建安七大才子之一，因此在阮籍的母亲去世之后，阮籍便跟着自己的父亲一起生活。

不过，在阮籍的父亲去世后，阮籍的生活变得很贫困，不过阮籍因为在七岁的时候，就能做文章，因此也算是天才儿童了。而阮籍从小读书就很刻苦。因此在少年时期名声就很大。当阮籍长大后，因为被迫进入仕途，随后因为不习惯官场上的尔虞我诈，所以阮籍最后还是辞官离开了官场。

当时的司马昭知道阮籍的才华后，想要将阮籍为自己所用。等到阮籍听到消息后，知道司马昭想要招揽自己，于是每次阮籍都把自己喝的伶仃大醉，等到司马昭上门的时候，见到醉酒的阮籍，也就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而嵇康从小便很有音乐天赋，虽说才华很高，但是在音乐上面，嵇康有很高的造诣。嵇康有一张很名贵的琴，当初买这个琴的时候，嵇康甚至用自己随身的一块玉来专门买这个琴。而嵇康弹奏的《广陵散》则是一直被人传诵至今。不过嵇康的死则是因为好友吕安德事情，当初吕安的哥哥因为对吕安的妻子不敬，因此当时的吕安在气愤之下便想要告自己的哥哥，不过恶人先告状，吕安的哥哥不仅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反而令吕安自己被关在牢中。而嵇康便在这时出来作证，随后也被关进了牢中，等到司马昭知道后，司马昭便命人将嵇康杀害。

嵇康和阮籍主要活动在曹魏年间。二人都是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竹林七贤”之一，是早期魏晋名士风采的最为主要的代表。他们嬉笑怒骂，放浪形骸，不避男女之嫌，亦不居父母之丧。用现在的话来说，这是多少有点反社会的行为方式。后来儒家礼教森严的中国社会基本上没可能再现这样的情形，也就比他们更早的春秋战国的时代曾经出现了一些类似的“狷狂之士”可以和他们相比较。

他们简单，直率，自然的行为在后世为他们赢得了无数的“粉丝”。但是，在他们所生活的时代，他们的日子恐怕就没那么好过。这种自我放逐，和对主流生活的疏离甚至厌弃，今天的我们并不陌生，这不就是所谓“垮掉的一代”么，父辈们评价我们，和我们再来评价自己的后辈大概都会想到这样的措辞。据说，还有人用“嬉皮士”这样的词汇来形容嵇康和阮籍们。

但名士们之所以是名士，是因为他们是用生命在玩这个游戏。而且他们还坚守了一生。现代的“嬉皮士”们大多是从无聊，不满，或者压抑这样的情绪开始自己的造反生涯的。而嵇康和阮籍这样的名士们，可不一样，他们是从真正的痛苦和愤怒开始的。他们所生活的时代，是中国第二个“礼崩乐坏”的时代，而且比之于第一个，也就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混乱，这个时代还多了一层虚伪。

很好理解，先前的春秋战国时代，人们，社会的思维和感情还停留在比较贴近自然，贴近社会现实的层面，混乱带给人的还只是 不知道去向何方的彷徨和痛苦。但到了魏晋时代，除了直接可见的混乱，还有经由两汉经学几百年发展下来，逐渐沉积在人们思维和行为习惯中的几乎已经成为本能的虚伪。所以，对于那些对文化和精神比较敏感的心灵来说，愤怒就成了他们的一个特征。这种愤怒主要通过与当权者的不合作展现出来。

痛苦和愤怒是魏晋这些早期名士们几乎独有的两大特征。痛苦是由于传统的价值观，由两汉经学支持的价值体系支离破碎，濒临崩溃，个人的心灵无所归依，所以只能转而求助于玄学，道学等一系列虚无缥缈的东西勉强支撑，聊以自慰。愤怒是一种外向的情绪，理由基本上就是我们如上所言。

嵇康和阮籍所代表的一众魏晋名士之所以风姿卓绝，享有如此之高的历史声名，主要也就是因为时代赋予他们的这两大特征。此后，中华帝国逐渐开始步入了成熟。像魏晋时代这样比较大规模的避世隐匿的名士风流就很罕见了，更多地散见于史籍的只是一些个体化的行为了。而且，后来王朝的名士们，尤其是那些因为各种理由试图效仿魏晋的“模仿秀”热衷者们，由于没有了这样的时代氛围，也就自然地没有了魏晋名士的这种真正凄厉，决绝的风姿。

早期的魏晋名士，其名声的成就主要还是通过他们的行为传达给我们的震撼，或者说感动。而不是他们的所谓具体贡献。现在的很多说法把他们动辄列为什么文学家，艺术家，甚至思想家。这是很不符合事实的虚伪行为，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中国学术史当中留下什么显著的地位。即便他们所擅长的，或者被后世的人所推崇的所谓文学作品，甚至音乐，以真正中国艺术史的观点来看，都是很粗糙和一般的作品，距离真正的艺术品尚差距遥远。

其实，这个事实应该是明显的。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破碎和破坏的时代。他们以自己的行为对这个时代，尤其是这个时代的文化和风尚，进行了无情的，甚至的决绝的批判，但指望他们在短时间内去建设一个新时代，这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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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嵇康，字叔夜，魏晋时学者、文学家、音乐家。

按《晋书》记载，嵇康“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 按《世说新语 容止》他“ 风姿特秀。 见者叹曰: 萧萧肃肃， 爽朗清举。 或云: 肃肃如松下风， 高而徐引。” 可见他身材高大， 相貌堂堂。一付男子汉气派。在晋时，一些男人多有涂脂抹粉地化装，而嵇康和他们不同，其英俊是出自然。

嵇康极其聪明，“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为竹林七贤之一，其散文《与山巨源绝交书》，诗歌《幽愤诗》大文学史上有相当地位的。

嵇康有很高的音乐修养。他写过《声无哀乐论》，多有创见，是古代音乐美学理论重要著作。他精于演奏，因他被害，《广陵散》失传是很有名的故事。

表面上嵇康“弹琴咏诗，自足于怀。”“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实质上，其本性是极为刚烈。嵇康曾经贫穷，和向秀(竹林七贤之一)在大树下打铁。司马昭的心腹钟会来看他，“(嵇)康不为之礼，而锻不辍。良久会去，康谓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蔑视权贵之高贵心态，跃然纸上。

嵇康在行刑前，看了看太阳，估计行刑前还有时间，他“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这种气概，这种在知自己必死时的镇定，千年之后，仍令人敬佩不已。

嵇康之俊美有一旁证。他死了多年后，他的儿子嵇绍始到首都洛阳，有人对王戎说：“昨于稠人中始见嵇绍，昂昂然如野鹤之在鸡群。”王戎回答：“君复未见其父耳。”由此可推想嵇康之风度仪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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