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
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
孔子是把"仁"作为士君子最根本的道德规范来要求的。如他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论语》一书中记载着许多孔子回答弟子们问"仁"的言论，其内容都是实行行为中所要遵循的各种具体规范和原则。
孟子除了进一步发展孔子以"仁"修身的思想外，又以推行"仁政"学说而著称于世，而其所论的"仁政"内容，同样也是十分具体的。如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而所谓的"正经界，"就是"分田制禄"，"制民恒产"（《孟子·滕文公上》、《梁惠王上》）等。再就是他经常举以为例的周文王的"仁政"内容，即："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梁惠王下》），以及"尊贤使能"（《公孙丑上》）等等。孟子对为什么要行仁政和为什么可能行仁政，也进行了理论上的说明。
儒家学说基本内容：孔子一生长期从事教育活动，学生众多，有所谓“弟子三千，贤人七—”之誉。而孔子的思想学说体系所涉及的范围又相当广泛，孔门弟子对孔子言论和思想的理解不尽相同，难免会产生歧见。所以，孔子逝世以后，孔门弟子就开始逐步分化。别厂战国的中后期，儒学在成为“显学”的同时，在儒家内部也形成了八个不同的派别。儒家“八派”之说，始见于《韩非子》的《显学》篇：“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限于历史文献资料，对战国儒家这八派简述如下： “子张之儒”：子张姓颛孙，名师，字子张，养秋末期陈国阳城(今河南淮阳)人，生于公元前503年，卒年不详。子张是孔子晚年的弟子，从学后学业出众，与子夏、子游齐名。曾从孔子周游列国，在陈、蔡之间遭到过围困。他勤学好问，经常与孔子讨沦各种问题，《沦语》记其向孔子问学达二十次之多。主张“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沦浯·子张》)，明确反对“执德不弘，信道不笃”，“言不忠信，行不笃敬”(《沦语·子张》)的人和事。子张的秉性有点偏激，孔子曾批评他“师也过”，“师也辟”(《论语·先进》)。但他为人博爱容众，交友颇广，认为君子应该“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论浯·子张》)。子张终身未仕，孔子死后，居陈国，收徒讲学。子张传下来的弟子以后就形成了“子张之儒”，被列为战国儒家八派之首。“子张之儒”的学术或政治主张究竟如伺，现在已难知其详。荀子在其《非十二子》中曾十分严厉地批评“干张之儒”．把他们称之为“贱懦”，况：“弟佗其冠，神谭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电。”这个批评似乎没有列出什么学术或思想上的根据，仅讲一些言行举止而已。一般以为荀子所斥可能是指战国末期依附于“子张之儒”—派门墙的人。如清儒郝懿行以为，是指那些徒似子张之貌而不似其真的人(参见正先谦《荀子集解》引)。现代学者郭沫若根据“子张之儒”具有博爱容众，严已宽人等特点，认为“子张氏的后学们似乎更和墨家接近”，并推测“墨翟受了子张的影响”(《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
“子思之儒”：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参见本书“于思”条)。关于“子思之儒”的学术或政治主张究竟如何，现在已难知其洋。荀子在《非十二子》中从否定的角度略有沦及，说：“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其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盂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督儒曜曜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按大多数宋儒的观点，“子思之儒”发挥了孔子的中庸思想，把儒家道德范畴“诚”这一精神实体提高到世界本原的地位，对儒家的心性之学有重大贡献。宋儒之说，近代以来有不少学者表示怀疑。
“颜氏之儒”：综合《论语》、《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等文献资料的记载。孔子弟子中姓颜的共有八人，他们是：颜无繇、颜回、颜幸、颜高、颜祖、颜之仆、颜哙、颜何。“颜氏之儒”究竟是其中何人之学所传，今天已难确断，学术界一般认为足以颜回为代表的。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其学派的最主要特点就是安贫乐道，重在下功夫实践孔子的仁德思想。此外，在《庄子》一。书中，也提到过颜回之学的“坐忘”、“心斋”等修养理论。 “孟氏之儒”：学术界一般认为，“孟氏之儒”是以孟子为代表的，孟子是战国中期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提出了“人性本善”的理论，以及施行“仁政”、“王道”的政治理想和“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等(参见本书“孟子”条) ，孟子曾自云：“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离娄下》)，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则谓其“受业于子思门人”。又荀子在《非十二子》中说“子思唱之，孟轲和之”，则“孟氏之儒”又当与“子思之儒”为一系。郭沫若认为，“孟氏之儒”不仅与“子思之儒”为—系，而且也与“乐正氏之儒”为一系(《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
“漆雕氏之儒”：综合《论语》、《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等文献资料的记载，孔子弟子中姓漆雕的共有三人，他们是：漆雕开、漆雕哆、漆雕徒父(《孔子家语·弟子解》作漆雕从)，学术界一般认为“漆雕氏之儒”足以漆雕开为代表的。漆雕开，《汉书·艺文志》作漆雕启，据宋儒王应麟考证，“启”为原名，汉人避汉景帝名讳改为“开”，春秋末期鲁国(—说蔡国)人，生于公元前540年，卒年不详。漆雕开是孔子弟子，孔子曾让他去做官，他说对做官没有信心，孔子听厂表示很赞赏(参见《论语·公冶长》)。漆雕开具有不屈的勇气，《韩非子·显学》中说：“漆雕之议，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世主以为廉而礼之。”在对人性的看法上，主张性有善有恶，《论衡·本性》中记：“宓(不齐)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功；论情性，与世子(世硕)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恶。”根据这些资料，现代学者研究认为：“漆雕氏之儒”不愿做官，好勇任侠，属于孔门弟子中任侠的—派；这一派主张人性有善有恶，宓子贱、公孙尼子、世硕等都是这一派的主要成员；《汉书·艺文志》中著录有《漆雕子》、《宓子》、《世子》、《公孙尼子》，说明他们当时都有著作(均已佚)；此外，《孟子·公孙丑上》称善于“养勇”的北宫黝，亦当属于“漆雕氏之儒”(参见郭沫若《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蒙文通《古学甄微·漆雕之儒考》)。
“仲良氏之儒”：战国儒家八派中这—派不可考。据郭沫若推测，“仲良氏之儒”或许就是《孟子·滕文公亡》所说的陈良一派。据《孟子“记载：“陈良，楚产也，悦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陈良的弟子有陈相、陈辛等，后来欣赏农家许行的学说，曾遭到孟子的严厉批评。据陈奇猷推测，“仲良氏之儒”或许是《礼记·檀弓上》所载的仲梁子—派仲梁子，东汉郑玄在《礼记注》中说是鲁人。据《礼记·檀弓上》记：“曾子曰：尸未设饰，故帷堂，小敛而彻帷。仲梁子曰：夫妇方乱，故帷堂小敛而彻帷。”又《毛诗传》中引有仲梁子语，而《毛诗》源自子夏，所以这一派可能兼有曾参、子夏二家之学。 “孙氏之儒”：学术界一般认为“孙氏之儒”就是以荀子为代表的一派。荀子是战国晚期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继承了孔子的治学传统，是儒家经学的主要传播者之一；在政治思想上发展了孔子的“礼学”，倡言礼法兼治；哲学上主张“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孙氏之儒”中除那些传承荀子经学的弟子之外，有名者是韩非和李斯，但他们两人已经突破了其老师荀子的儒家学派的界限，而成为法家巾的代表人物。 “乐正氏之儒”：战国儒家八派中这一派也不可考。据郭沫若推测，“乐正氏之儒”或即孟子弟子乐正克，因此当属“孟氏之儒”一系。据陈奇猷推测，“乐正氏之儒”或为曾子弟子乐正子春，因此当传曾子之学。 总之，战国时期的儒家八派，是当时“百家争鸣”中儒家内部出现的派别，它们之间的观点很不相同，但都自认为是代表了孔子的儒学思想。从以后的历史发展来看，主要是孟子的—派和荀子的一，派影响颇大
儒家学说的核心思想是仁，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第一个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它包括孝(义)、诚(信)、弟(悌)、智(知)、忠、礼、勇、恕、廉、温、恭、宽、良、耻、让、敏、惠等项内容。其中孝悌是仁的基础，是仁学思想体系的基本支柱之一。
文化影响
1．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2．儒学在中国存在几千年，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潜在影响。
3．现代企业管理中也注入了不少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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