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1年的卫健委报告中显示，
目前，中国有2.5亿人受到脱发的困扰，
其中约1.6亿为男性。
片中形形色色的男性发友，
便是这群人的缩影。他们第一次“向公众展示了他们的弱点”，有人在妻儿面前从未脱下过假发，有些人责怪父母遗传了“脱发基因”，有人为了追讨1000个毛囊，
跟植发医院打起了官司……
我国目前有2.5亿人脱发，假发成为解决困扰的方式之一这是一部充满黑色幽默的纪录片，
全片一反常态，萦绕着女声的旁白，男人被盯着看很有趣，我们采访了亲历者何润锋，
“男性脱发背后的性别意识，
很值得被讨论。”自述| 何编辑 陈星 责编 倪楚娇
何润锋曾作为出镜记者奔走在新闻现场，从不顾及头发这部纪录片的诞生是从我的故事开始的。
我过去是一个出镜记者，以前跑过战地，奔走在各大新闻发生地的现场。我是从来不管我的头发的，也没时间想要吹一个怎样的发型。2017年，我去日本做了福岛核电站核泄漏的调查。摄影师跟着我，有个飞机座位一直对着我的后脑勺。发现不对劲，发量稀疏。从那之后，身边的人、同事、同行的摄影师，也隔三差五地来提醒我：“小心一点，你要脱发了。”我越发地重视起来，也察觉到我的发量真的越来越少。
转行做节目主持人后，采访现场变得很有仪式感，图为采访诺兰和比尔盖茨后来转行做节目主持人，采访现场变成了有仪式感的演播室。我的形象也是西装革履，旁边还有个化妆师和发型师，所以又有一个人提醒我“注意你的头发”。我一直以来有一个认知，报道的公信力和仪表的体面是有某种关联的。你见过国内哪个新闻节目的主持人和记者，是光着头的呢？即使脱发，也会戴假发。头发，似乎成为一个衡量仪表是否体面的重要因素。
过去的几年，我尝试过一些应对措施，试过用防脱洗发水，也去看过医生。出差、旅行，行李箱里永远带着发粉、梳子和发胶……2021年初，我无意中向导演组提到我想植发。当时我们讨论了很多关于脱发的感受，他们对我描述的每一个细节都是那么惊讶。我们都觉得这件事上真的好像有认知上的差距。大家一拍板，不然就拍一个植发的纪录片。从去年10月开始，连续拍摄了三个多月，去过北京、廊坊、成都、上海、郑州、武汉等地。在里面，我不仅是脱发的当事人，也是纪录片的创作者，去探访全国各地被脱发困扰的男性发友，以及背后的行业。有一位在河南的袁先生，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他从19岁开始就害怕在公共场合脱帽。采访时，他总是背对着镜头。有一次下大雨，他的帽子丢了，就穿着雨披去公司。因为帽子丢了，他跟领导请假回家。领导问他为什么要披着雨披，他不敢说因为自己没有头发，问他为什么要请假，他也不敢说，是因为要回去找帽子。一个朋友去他家做客，一个朋友出去了，他一个人在家，门还没锁，终于可以摘下帽子了。没想到门突然开了，他吓得把被子裹在身上。一转身，发现只有一阵风把门吹开，他躲在被子里一直哭。这个细节深深刺痛了我。最后促使他改变的是，家里一位长辈的去世。在葬礼上，他发现自己戴着的帽子成为一个阻碍，只能把帽子反着戴才能披麻戴孝。他下定决心找朋友东拼西凑借钱做了植发，头发长出来不少，可面对我时他还是戴着帽子。采访前，他反复跟我们确认是否会保护自己的隐私。他用一句话承认了自己所有隐忍的痛苦:“我向公众展示了我最薄弱的一点。”发友大多只愿意模糊出镜朋友其实很隐蔽，只愿意和同病相怜的人说话。纪录片的同事花了很长时间潜伏在各个论坛和贴吧，通过各种线索留言和朋友联系。我去见了朋友，对此一无所知，以防有任何预设。有一位武汉的大学生，他给女孩告白。因为脱发，女孩血淋淋地拒绝了他：“你自己心里有数。”可他给自己填了个词 ，“你自己心里有点x数”，他打心底里先把脱发的自己否定了。有一个朋友和他的父母关系崩溃。他说他脱发是因为基因不好，他甚至为自己的基因感到羞耻。有些人甚至想自杀。这让我震惊。发友罗林川，在妻子面前，24小时都是完美形象罗川先生，你脱发22年了。在妻子面前，他24小时都是一个完美的形象。无论睡觉还是洗澡，他都不摘下假发。他和别人交流时，很少用“假发”这个词，而用“发片”。羞耻感、自卑、焦虑、心虚都是发友中比较普遍的情绪。但当中，也有看起来是已经“走出来”的发友。
李闪光，他是一个B站up主，他非常开诚布公地分享自己脱发的故事，甚至呈现自己不戴假发和戴假发的一个前后的对照。看到他戴上假发后的样子，网友留下的评论都是赞不绝口。他处于危急状态，看起来活泼而平静。但我跟他聊天后，我会存疑，我觉得这种坦然后面，还是有隐患的。如果他需要靠跟自己的粉丝互动，才能源源不断地获取一种认同和信心的话，一旦这些东西改变或者消失了怎么办？
发友朱志彬，可能是全中国第一个数毛囊的人还有一个发友叫朱志斌，可能是中国第一个数毛囊的人。
原本医院承诺要给他种3500根毛囊，他做完手术之后，认为手术不太成功。他自创了一种“井字数毛囊法”，发现医院只种了2000多根毛囊，于是把医院告上法庭。和《秋菊的故事》、《我不是潘金莲》一样，他这几年拿着一大摞投诉材料在法院、监管部门、第三方检测机构之间来回跑。屡败屡战，屡战屡败，毛囊变成了他的执念。或许我们会想象他的故事很极端，但接触下来，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在这里面受到了极强的一种挤压，才对毛囊那么执着。和他们聊天的时候，感觉我们都是命运共同体。所有的挣扎和纠结背后，都是一种成因复杂的“不自信”。
一位发友正在接受植发手术前的咨询2021年最新数据显示，每六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人脱发，总共有2.5亿中国人有这个问题。这么大的人群催生了一整个围绕“脱发”的行业，所以在拜访了朋友之后，我也去拜访了这个行业。比如假发村，我总在想象，假发村到底是怎么样？我就到了河南许昌的假发村，进了村就一路走一路问。我看到一个正在加工假发的作坊，几个大妈老奶奶在那里用一些传统的工具梳理假发。通常情况下，我们在商店里看到几万块钱的假发，但它们来自这里。当我看到满屋子都是假发的时候，也看到了背后一种庞大的社会情绪。
除了假发，“植发”被很多人当作最后的救命稻草。我找到了好头发网的创始人徐峰老师，他算是脱发圈的“老炮”，也是我入门植发行业的领路人。他给我看了很多吃药治好脱发的病人的照片，给我讲了很多植发行业的内幕:“今天植发的盛行是社会和机构在贩卖中焦虑的结果，很多实际上不需要植发的人都去植发了，这和医疗的本质是脱节的。”采访的一位行业人员坦言：植发后可能会变“小龙人”他给了我三个警告:第一，毛囊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取出来的时候肯定会弄坏一些。一小时要取1500-2000个毛囊，其实成功率不高。第二，把毛囊取出来种在前面也有风险。第三，植发后，可能会变成小龙人。
植发其实属于医美领域，目前市场里边，主要分为公立医院和民营机构这两类，他们的运营驱动力和沟通过程都不大一样。
我们采访的北医三院，是知名的公立医院，整个流程和求医是一样的。我接触到的谢祥医生一年前也做了植发手术，很严谨。他告诉我，即使成功种植，也需长期用药维持 ，不然，头发该掉还得掉。公立医院不会急于劝你做手术，也不会向你承诺成功率。但是你可以在首诊的时候就看到主治医生，他会一直跟随你的诊疗过程，直到你做手术的那一天，他也是同一个医生。民营机构里边，它是一种商业逻辑在运作。它会跟你签合同，跟你一些承诺，保证95%以上的毛囊成活率，甚至有打折。一般你去咨询的时候，首先看到的就是护士和咨询师，他们会给你各种仪器分析你的毛囊萎缩程度，要种多少根头发，然后一起算价钱。主治医生一般是手术前不见，咨询师大概也不会出现在最后的手术台上。民营医院的咨询师还信誓旦旦地跟我说：“植完发，再做个眉毛，年轻五岁没有问题。”在民营机构里，自己更像是一个消费者，前后的检查、养护，流程更多。哪个好哪个不好，其实每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影片中我货比三家，但得出的结论并不适合使用。其实都是因人而异的，需要我们亲自比较。毕竟植发是非常慎重的选择。我们都知道一台植发手术，它实际上是由4~6个人的小团队去完成的，你的手术成功与否，不仅仅取决于给你主刀的医生，还要看整个团队是否专业。很想知道如果植发会面临怎样的风险？是否像很多新闻报道中的那样，做植发手术的工作人员并不那么专业？这是否是普遍现象？以及这些不专业的人，他们会流向哪里？
准备卧底植发培训班
我们找了个植发培训班去卧底一探究竟。这是一个学费为3800元，为期3天的植发速成班，电话里的人介绍，前两天学理论，第三天实操，零基础包教包会。在我的印象中，预设培训班很可能像传销一样，会把所有手机收起来锁起来集中培训。环境特别恶劣。虽然事实并非如此，但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组织者见到我们，连身份证都没看，全程没有问我们之前有没有学过医，有没有从医资格证，在微信上转了学费，就能学。培训班所在的地方还挺富丽堂皇，甚至提供咖啡、水果。在上课的过程中，还可以随时用手机拍。
我们本来是准备用隐匿型摄像机拍摄的，后来发现 人人皆拍的时代下，课堂上每个人都会拍照录像，所以就用手机拍摄了全过程。理论培训第一天，讲师一个上午就把植发的知识给炸了。学生们要把非常密集的知识点记下来，我的笔记本上写满了。下午就开始给我们推销，告诉我们，参加这次培训班的学员，可以以非常优惠的价格在他们机构进行医美，如果能拉来2、3个人，还会有回扣。我才明白，这其实是培训班的真正目的，不仅是要开拓客源，并且要开拓下沉市场
用萝卜片练手
第二天，我们开始着手。讲师给每人两个萝卜练手，用来模拟植发。顺便普及一下提取毛囊的仪器，然后卖给我们。我们还有一个在手术室里，观摩植发手术的机会，在一个不保证彻底无菌的环境下，躺着一个打了麻药的志愿者。当医生老师在取毛囊的时候，忽然一个女学生伸手想去看一眼机器，把医生老师都吓了一跳。还有一个学员，几次地在那里抠鼻子。整个医疗环境充满了不规范。看到每次取一个毛囊头皮都在流血，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这个靠谱吗？最后，甚至要我们在志愿者头上动刀！每个人需要亲自动手取2个毛囊，一共有19个学员，一共要取38个毛囊。
学员一个一个地上去取毛囊，直到最后，医生点了何的名，他才不得不硬着头皮上了。当时学员都一哄而上，但是我很纠结、抗拒这件事，直接给人提取毛囊，给人种头发，我没有这个资格去帮人做。直到最后，医生点了我的名字，我只能硬上。我取了钻头，努力了接近3分钟，哆哆嗦嗦地，终于取了1个毛囊。这是我在植发行业的最后一天。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很神奇。这个纪录片有一个独特的设计。影片中有两个视角，一个是我的视角，一个是导演组的女性视角。《秃顶发生》的女性叙述者，其主体一直是第二人称“你”，以女性的口吻审视男性朋友——“我同情你，怜悯你，是淫荡的代名词……”女性长期作为一个被凝视的对象，外貌、身材的焦虑经常发生在女性身上。但同样的，当出现外貌焦虑的时候，男性也成为被凝视的对象。在很多影视文学作品中，很多人都会把“猥琐男”刻画成脱发的形象。这样的社会认知逐渐固化在每个人的脑海里，成为一种审美标准。发友张建宏张是农村的一个小伙子。28岁时，他在网上征婚，经过30多次相亲，还是失败了。他求婚的视频被很多人嘲笑。可能他根本没有这么强的认知，说我的头发可能影响了我的另一半。后来得到一个植发机构的免费赞助，植发成功，也顺利处了对象。可是好景不长，女朋友跟自己处得不好，悄悄走了。之后他还在不断地相亲，但是这回别人嫌弃的不是头发，而是因为啤酒肚、身高等别的问题。张也许是这股洪流中最弱小的一个，被审美标准和社会话语推着走。我们采访认识的朱玮，他是一个程序员，他选的方式就是光头，他觉得那样就是帅的、酷的。他跟我说：“为什么你都这么成功了，还要去在意自己的头发？”
上海光头协会，每个成员都很坦然
我在上海遇到一群秃头协会的外国人。他们根本没有这样的麻烦。他们对我说:“你是记者，就应该有打破这种偏见的勇气。”其实谁都可以这么说，我也希望自己能打破这个规则，但是你要置身其中太难了。我们的故事都不一样，但又都一样。这当中不仅仅是一个自我认知的问题，还是一种在社会观念裹挟下的自我认知。影片当天上线，有网友表示“有趣的灵魂最重要”。但实际对许多人来说，外表的体面，它是某一种精神力量的枢纽，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他能够很大程度上去解决自己的自信心不足的问题，生活才有更多的可能性。
脱发的患者很多，但大家又仿佛是社会的少数派，被边缘化。归根结底，还是你能不能接受一个脱发的自己。很难告诉自己不在乎。就像我，即使我愿意拍这个节目，我还是会担心拍摄时镜头里我的头发太细。也许，当我表达我的关心时，我可以变得更加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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