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小说的志人小说

志人小说的兴盛与士族文人之间品评人物和崇尚清淡的风气有很大关系。这类志人小说既是品评人物和崇尚清淡的结果，又反过来促进了这种风气的发展。从志人小说在当时受到社会重视的情况，也可以看出它们的编纂是适应了社会的需要。裴启的《语林》一写成，远近许多人争着传抄，梁武帝曾敕命殷芸撰《小说》 ，都是很好的例证。

志人小说今传较少，按其内容也可分为三类：

汉魏六朝小说一、笑话。（魏）邯郸淳《笑林》，对世态有所讽刺。如写楚人有担山鸡者，欺人曰凤凰，以讹传讹，连皇帝也轻信了。汉世老人家富无子而性吝啬，饿死后田产充官。《笑林》开后世俳谐文字之端。

二、野史。（东晋）葛洪伪托刘歆所作《西京杂记》 ，记述西汉的人物轶事，也涉及宫室制度、风俗习惯、衣饰器物，并带有怪异色彩。其中有的故事后来很流行，如王昭君、毛延寿故事，司马相如、卓文君故事。

三、逸闻轶事。这是志人小说的主要部分，有（东晋）裴启《语林》、（东晋）郭澄子《郭子》、（梁）沈约《俗说》 、（梁）殷芸《小说》等。（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是成就和影响最大的一部。 魏晋南北朝小说篇幅短小、叙事简单，只是粗陈故事梗概，而且基本上是按照传闻加以直录，没有艺术的想象和细节的描写。虽有人物性格的刻划，但还不能展开。所以还只是初具小说的规模，而不是成熟的小说作品。在中国小说史上，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是不可缺少的一环。在人物刻划、细节描写，以及叙事语言的运用等方面，它们都为唐传奇的写作积累了经验。一些唐传奇的故事取自这个时期的小说，如《倩女离魂》与《幽明录》中的《阿庞》 ，《柳毅传》与《搜神记》中的《胡母班》，《枕中记》与《幽明录》中的《焦湖庙祝》，都有继承关系。唐以后的文言小说中始终有志怪一类，《聊斋志异》是这类小说的顶峰。模仿《世说新语》的小说达几十种之多，这也说明了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影响。

“志人”这个名目，为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所设立，与”志怪“相对而言。《中国小说史略》又说：”记人间事者已甚古，列御寇、韩非皆有录载，惟其所以录载者，列在用以喻道，韩在储以论政。若为赏心而作，则实萌芽于魏而盛大于晋。虽不免追随俗尚，或供揣摩，然要为远实用而近娱乐矣。“这里提出的观点很重要，即所谓志人小说，其写作目的，虽仍有记录史实、供人揣摩的考虑，但欣赏和娱乐的特点已经很强。

具有这种性质而时代较早的作品，有东晋葛洪假托为西汉刘歆遗书的《西京杂记》。其中《王嫱》一则写王嫱因不肯贿赂画师而远嫁匈奴的故事，为后世诗歌、小说、戏剧中常见的题材。不过，《西京杂记》虽以人事为主，但所涉较杂，而且大多数记载过于琐碎。专记人物言行的，则有东晋中期裴启的《语林》和晋宋之际郭澄之的《郭子》 。二书均已散佚。

下面是《语林》残存的一则：

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

《世说新语》，原名《世说》，宋临川王刘义庆撰，是同类著作中唯一完整地保存下来、也是集大成的一种。裴、郭二书的遗文，往往又见于《世说新语》（上面所举一条就是），可见此书带有纂辑的性质。当然也有据传闻撰写的。有梁代刘峻注，引书四百余种，以博洽著称，也是珍贵的史料。

《世说新语》按照类书的形式编排，分为《德行》 、 《言语》 、 《政事》 、 《文学》等三十六篇，以类相从。内容主要记述自东汉至东晋文人名士的言行，尤重于晋。所记事情，以反映人物的性格、精神风貌为主，作为史实来看，绝大多数无关紧要。书中表彰了一些孝子、贤妻、良母、廉吏的事迹，也揭露和讽刺了士族中某些人物贪残、酷虐、吝啬、虚伪的行为，体现了一些基本的评价准则。但就全书来说，并不以宣扬教化、激励事功为目的。对人物的褒贬，也不持狭隘单一的标准，而是以人为本体，对人的行为给予宽泛的认可。高尚的品行，超逸的气度，豁达的胸怀，出众的仪态，机智的谈吐，或勉力国是，或忘情山水，或豪爽放达，或谨严庄重，都是作者所肯定的。即或忿狷轻躁、狡诈假谲、调笑诋毁，亦非必不可有。从而也就反映出士族阶层的多方面的生活面貌，和他们的思想情趣。

尽管士族的实际生活，不可能如他们宣称的那样高超，但作为理想的期待、典范的表现，乃是要求摆脱世俗利害得失、荣辱毁誉，使个性得到自由发扬，精神得到升华。这种文化特征，在《世说新语》有集中的表现。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曰：”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如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容止》）

对某些优异人物的仪表风采的关注，是因为这里蕴涵着令人羡慕的人格修养。同样的例子很多。如《容止》篇又记时人对王羲之的评价：”飘若游云，矫若惊龙。“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任诞》）

任由情兴，不拘矩度，自由放达，这是当时人所推崇的。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准上信至。看书竟，默默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雅量》）

谢安是东晋名相，并非无所建树的人。当时他的侄子谢玄在淝水前线与前秦八十万大军对敌，国之兴亡，家之存绝，在此一举，他也不可能无动于衷。只是临大事而有静气，才是超脱的风度。而在另一方面，有时细琐的小事，却可以令那些名流动情。一代枭雄桓温北伐，途中经过他往年往过的金城，见旧时手植的柳树长大许多，便慨然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于是唏嘘泪下。因为纵然身外的成败得失可以轻忽，生命本身却是无可忘怀的。还有那位见秋风起而思故乡莼菜、鲈鱼脍，便弃官归去的张翰，是这样悼念亡友：

顾彦先平生好琴，及丧，家人常以琴置灵床上。张季鹰住哭之，不胜其恸，遂径上床，鼓琴，作数曲竟，抚琴曰：”顾彦先颇复赏此不？“因又大恸，遂不执孝子手而出。（《伤逝》）

当代的士人，力图把精神生活从变幻的社会关系中拔出，切近生命的底蕴，这也包括在对自然的感悟中体味人生。《言语》载：

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在魏晋的玄学清谈中，士人常聚集论辩，由此培养了语言表达的机智敏捷。这种机智又运用到日常生活中来，一句话说得漂亮，便会流布四方，带来美誉。《世说新语》各篇中，随处可以读到绝妙话语，而又有《言语》一篇，作专门的记载。上面所举王子敬一条和前面提及的桓温一条，以及后面”过江诸人“一条，都是《言语》篇中的，这里就不再另外选例了。

《世说新语》《世说新语》中所写的上层妇女，往往也有个性有情趣，不像后代妇女受到严重的束缚；人们对妇女的要求，也不是一味地温顺贤惠。如《贤媛》篇载，谢道韫不满于丈夫王凝之，回娘家对叔父谢安大发牢骚：”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又《假谲》篇载，东晋名将温峤诈称为从姑刘氏之女作媒，自己把她娶了回来，”既婚交礼，女以手被纱扇，抚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温峤一时豪杰，又狡诈得有趣，所以新娘又高兴又好笑。但如此放肆，在后代难以想象。 《世说新语》的文字，素称简洁隽永，笔调含蓄委婉。它没有铺叙或过多的描写，更绝少夸张之处。但寥寥几笔，却能表现出相当生动的人物形象。这是因为作者采取遗貌取神的手法，删落枝叶，抓住人物本身最有特征、最富于意味的动作和语言，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并且，它所记载的人物语言，大多是活的口语，使人如闻其声。前引王子猷雪夜访戴条，”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没有多余的字眼，在主人公的动作中，透出微妙的情味。又如谢安与客围棋条，”看书竟，默默无言，徐向局“，写得如深渊之止止，而未可测。再如温峤娶妇条，写新妇神态、口吻，活脱欲出。人的精神风貌、感情活动，本是微妙而难以捉摸的，渲染、描叙、说明，往往似有所得，而失之已多。相反，仅仅以简单的文字再现人物自身的活动，却可能得其神韵，作者很懂得这个道理。有时，作者为了突出所要表现的人物，往往采取对照的手法，两相映衬，其意自见。如《言语》中的一条：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惟三丞相愀然变色：”当共戳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用两句对话，就写出了两种不同的人物。这种例子在书中甚多。

《世说新语》一向受到古代文士的特别喜爱，后世笔记小说记人物言行，往往模仿其笔调。直接仿照其格式的著作，也有很多。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列，如宋代王谠的《唐语林》、孔平仲的《续世说》等，就有近二十种。只是《世说新语》本是魏晋南朝士族社会中的产物，有显著的时代特点，历史不可重复，这一种艺术风格也很难重复了。

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说明六朝志怪小说，也还有某些作品并非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也就是承认有相当部分是“幻设”

传录舛讹:传录古代神话和道听途说谣言传闻作小说题材。

幻设语 ：凭空想象。

对这句话的理解：说明六朝小说创作还不是完全的自觉时代。

《世说新说》被鲁迅称为名士教科书,《世说新语》是六朝小说的代表作，对后代体作品的影响颇大。《世说新语》主要记叙了东汉末年到晋代之间士大夫清高放诞的言谈逸事。反映了门阀世族的思想风貌被鲁迅称为“名士教科书"

六朝是指魏晋南北朝6个朝代，是我国古代小说迎来的第一个高峰阶段。两汉时期，虽然出现了一些初具规模的志怪小说，仅仅是具备了小说的某些形式特征。

我国古代小说有两个系统，即文言小说系统和白话小说系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属于文言文小说，也可以统称为笔记体小说，其特点是采用文言，篇幅短小，记叙社会上流传的奇异故事、人物逸事或其只言片语。

魏晋南北朝小说虽然还不具有成熟形态，但在故事情节叙述、人物性格塑造等方面都已初具规模，作品数量也已相当可观。志怪小说得到迅速发展

先秦时期的神话传说和宗教故事以及地理博物传说孕育了志怪小说的萌芽，到魏晋南北朝时，志怪小说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一时期，创作志怪小说的作者众多，上至天子王侯，下至官吏诗人，以及佛道教徒，处于各种不同的目的，纷纷编写志怪小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不仅数量极其庞大，而且内容相当复杂，表现出较高的质量层次，其作品想象丰富，情节曲折，人物形象丰满，语言优美。

一方面，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继承了先秦时期上古神话传说等传统，又借助了两汉志怪小说初兴的态势，另一方面，又得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种有利环境的培育，因此，在新的时代环境中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

在先秦时期，我国就盛行卜算和方术，当时人们的很多事情做与不做以及怎样做，都要取决于卜算和方术，这两种活动似乎已经左右了当时人们的生活。

秦汉以来，当权者极力倡导求仙得道的思想，一时间，人们对得道飞仙充满向往，趋之若鹜。到东汉后，这种信仰情况更加复杂。

一方面，佛教从外传入，并逐渐立足，取得人们的信任。

另一方面，我国的本土宗教道教也兴起繁盛起来，人们信奉鬼神的信念由此更加坚定。这就为志怪小说的诞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进入魏晋南北朝以来，社会动荡，人们要为自己编织一个理想的天国，以寻求精神的安慰和心灵的解脱。此时，志怪小说无疑是适应了这种心理需求，因此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还有，魏晋南北朝时期谈风盛行，所谈内容由品评人物、清谈玄理扩展到讲故事。这为各种传说、故事的编造、搜集、汇编、流传等提供了良好条件，对志怪小说的创作更是意义重大。

此外，魏晋南北朝时期，散文、传说、史传等众多文学的繁荣，也为志怪小说的创作发展提供了活跃进步的氛围。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题材广泛，内容驳杂，大概可分为3类，一类是神仙鬼怪类。这类小说多鬼神异事，又以鬼的故事为多。

第二类是地理博物类。这类志怪小说直接继承了先秦时期地理博物类著作中带有志怪的传统，又在两汉一些志怪小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这类小说多记述山川地理，远方异物，多琐碎简短，穿插了大量的神话传说，自成一派，对后世影响深远。

第三类是宣扬宗教类。这类志怪小说一是佛教徒宣扬生死轮回，善恶报应，佛法无边；二是道教徒宣扬长生不老、修炼成仙。它们都新颖动人，想象丰富，构思奇特。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蕴含着极其丰富的社会内容，有些反映了人们见义勇为和英勇反抗的精神。《搜神记》是一部记录古代民间传说中神奇怪异的故事小说集，搜集了古代的神异故事共400多篇，开创了我国古代神话小说的先河，作者是东晋史学家干宝。其中大部分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人民的思想感情，集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之大成。

李寄斩蛇出自《搜神记》，写有以前东越国有一条大蛇，为祸一方，地方官吏束手无策，听信巫祝神蛇之说，每年送一女孩喂蛇。

将乐县有一百姓名叫的李诞，家里有六个女儿，没有儿子。他的小女儿名寄，要应征前往。父母慈爱，终究不让她去。李寄自己偷偷地走了，最后李寄访求好剑和会咬蛇的狗，将蛇杀死了。

李寄斩蛇的胜利，不仅是消灭了蛇妖，更主要的是反映了她敢于斗争的胆略和善于斗争的智慧。

有些志怪小说热情歌颂了纯真美好的爱情。《紫玉韩重》写吴王夫差的小女紫玉与韩重相爱，因父亲反对，气结而死。她的鬼魂与韩重同居3日，完成了夫妇之礼。故事的情调悲凉凄婉，紫玉的形象写得很美。在我国古代的爱情故事中，女性总是比男性来得热情、勇敢、执着，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还有些志怪小说表现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渴求和向往。《韶舞》写荥阳人何某一次在田间行走，看见一个人跳舞而来，舞姿轻逸翩翩。舞者告诉何某，刚才自己跳的是舜时韶舞，说完又边舞边走。

何某被他的优美舞姿吸引，跟着他走入一个山穴，发现了一个很宽阔的地方，这个地方有数十顷良田。何某留下来垦田生活，后来把家人也接来了，从此他们一家人快乐地在这里生活着。

总体来看，魏晋时期的志怪小说还不属于有意识的文学创作，叙事多，描写少，不精心刻画人物形象，一些故事虽以离奇取胜，但情节又往往很简单，但是一些优秀作品在艺术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一些志怪小说加强了故事的完整性和丰富性，开始注意避免平铺直叙，追求情节波澜曲折，代表作品有《干将莫邪》、《韩凭夫妇》、《李寄斩蛇》、《左慈》等。其中，《干将莫邪》的开头、发展和结尾三部分，完整圆合，很自然地推进了故事的情节。

一些描写妖魅神怪的小说在离奇曲折情节的基础上，还常常赋予被描述对象以人性和可感的音容笑貌，用写人的手法来写鬼神妖魅，富于人情味和生活情趣，令人兴味盎然，给人以丰富深刻的感受。

魏晋时期一些志怪小说已初步注意了对场面、人物动作、人物语言进行细节性的描写渲染，以衬托人物性格。《搜神记》的《干将莫邪》和《韩凭夫妇》中，也都有关于人物语言和行动的细节描写，这对塑造人物形象帮助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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