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轼的哪些诗里可以看出苏轼的性格有哪些

《水调歌头》看出苏轼旷达的胸襟和乐观的情致。

《江城子·密州出猎》看出苏轼强国抗敌的政治主张，抒写了渴望报效朝廷的壮志豪情。

《念奴娇·赤壁怀古》抒发了热爱祖国山河、羡慕古代英杰、感慨自己未能建立功业的思想感情。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表现了苏轼绵绵不尽的哀伤和思念。

《水调歌头》原文：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

《江城子·密州出猎》原文：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鬃微霜，又何妨！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念奴娇·赤壁怀古》原文：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 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 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 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原文：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鬃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苏轼（1037～1101），宋朝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享年66岁，南宋高宗朝乾通6年，赠太师，追谥号“文忠”。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山）人，与其弟苏辙（1039～1112）和其父苏洵（1009～1066）合称为“三苏”；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且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代表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苏洵是苏轼苏辙的父亲，苏轼是苏辙的哥哥）、王安石、曾巩。(分为唐二家和宋六家)。

苏轼的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乐府》等。本文选自《东坡乐府》。

在政治上属以司马光为领袖的旧党。元祐更化时，苏东坡认为新法并非完全不符合实际，故又反对彻底废除新法。绍圣绍述时，苏轼更被一贬再贬，最后直到现在的海南省。苏轼的失意与他的政治选择有很大关联。

他学识渊博，多才多艺，在书法、绘画、诗词、散文各方面都有很高造诣。他的书法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合称“宋四家”；善画竹木怪石，其画论，书论也有卓见。他是北宋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他杰出的散文作品标志着从西魏发端、历经唐宋的古文运动的胜利结束，散文与欧阳修齐名，合称“欧苏”；诗歌与黄庭坚齐名，合称“苏黄”；他的词气势磅礴，风格豪放，一改词的婉约，曲风 也以慷慨激昂而著称，与南宋辛弃疾并称“苏辛”，共为豪放派词人。

从“苏、黄共阅一手卷”、东坡“左手抚鲁直背”、鲁直“右手指卷，如有所语”这些描述中可以看出，他们在这山光水色的掩映之中，完全忘记了现实的烦恼，而陶醉在画卷的美好意境里，这是何等豁达、豪放，开阔的胸襟，至于佛印的“矫首昂视”，则又给人一种洒脱不羁的感觉。

以文立身，是苏轼一生的追求。这一点，笔者认为苏轼做到了，而且做的非常好。

苏轼的童年，过得非常幸福。他生活在一个太平盛世，而且家里也相当殷实。此外，苏轼童年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特别是家庭教育。

苏轼的父亲苏洵就是一个大文豪，家里家外都是书，苏轼从小跟着父亲读书，耳濡目染的浸润，让苏轼在学习上受益匪浅。

在家庭影响下，苏轼的人生目标也非常明确清晰，那就是好好学习，将来进入政府，靠着自己的才华，铸造一个幸福的人生。

最初的时候，苏轼确实是非常顺利的。在苏轼21岁的时候，他就离开了四川眉山，第一次参加朝廷举办的考试，苏轼凭借自己十多年的积累，得到了当时名家欧阳修和梅尧臣的赏识，之后，苏轼顺利进入了官场。

在苏轼这次考试中，还有一个小插曲。现在考试批改试卷，老师会在无数卷子中徘徊，突然看到一份好卷子，老师会爱不释手。

而苏轼的答卷就是这样一份让老师爱不释手的卷子。当欧阳修看到苏轼的卷子时，眼前一亮，深深地被苏轼的才华所吸引。不过，因为试卷当时是模糊了名字的，欧阳修害怕这是自己弟子曾巩的卷子，为了不让别人说闲话，所以将苏轼的成绩打成了第二名。

无论第二名，还是第一名吧。苏轼顺利进入官场了。

在欧阳修的赏识和举荐下，苏轼的才华发挥到了极致，他的名声也享誉当时。

此时的苏轼，非常自豪。他心中暗自感叹，如果按这样的形势发展下去，成就一番事业的梦想并不难，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像苏轼想得那么简单，也没有他认为的那么顺利。

因为苏轼的清高，以及他逼人的才气。苏轼不为当时政客所容。王安石的维新派不看好他，司马光的保守派也不愿意要他。

苏轼成为了官场的边缘人物，他满腹才华和一腔抱负都没有施展之地。

更让他感到绝望的是，自己深为骄傲的文气，竟然成为了被政治对手利用的工具，乌台诗案竟成为了发生在苏轼身上的一幕乌龙剧。

要不是宋朝开国之初定下不杀文人这条基本国策，苏轼有可能直接被杀头。

之后的苏轼，很多次被贬谪。然而，种种这些遭遇，并没有将苏轼打压的一蹶不振。相反，苏轼凭借自己的洒脱，将自己的一生过得非常美好。

这样一位洒脱之人，也得到了后人的敬仰。无数读者钦慕他的才华和豁达。并对他怡然自得的情怀深为敬佩。

其实，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苏轼可以像唐朝的白居易一样，三缄其口，认真专研自己的文字，他官居丞相之位，并不是不可能。但是，这并不是洒脱的苏轼的梦想。如果，他活成了白居易的样子，估计后人也不会那么崇拜他了。

所以，我们喜欢苏轼，还是因为喜欢他的豁达和洒脱。他豁达而初心不改，在坎坷中还保留了自己的一份风骨，这是他在后世之人心中的一个标签吧。

这个在挫折中依然为民修桥，快乐的做着东坡肉的苏轼，怎能不让人喜欢。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大江东去浪淘尽……这些诗句看似悲壮，但是悲壮之下，是苏轼身上最为难得的一种情怀。

（转载）此词作于苏轼黄州之贬后的第三个春天。它通过野外途中偶遇风雨这一生活中的小事，于简朴中见深意，于寻常处生奇警，表现出旷达超脱的胸襟，寄寓着超凡超俗的人生理想。

首句“莫听穿林打叶声”，一方面渲染出雨骤风狂，另一方面又以“莫听”二字点明外物不足萦怀之意。“何妨吟啸且徐行”，是前一句的延伸。雨中照常舒徐行步，呼应小序“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又引出下文“谁怕”即不怕来。徐行而又吟啸，是加倍写：“何妨”二字透出一点俏皮，更增加挑战色彩。首两句是全篇枢纽，以下词情都是由此生发。

“竹杖芒鞋轻胜马”，写词人竹杖芒鞋，顶风冲雨，从容前行，以“轻胜马”的自我感受，传达出一种搏击风雨、笑傲人生的轻松、喜悦和豪迈之情。“一蓑烟雨任平生”，此句更进一步，由眼前风雨推及整个人生，有力地强化了作者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而我行我素、不畏坎坷的超然情怀。以上数句，表现出旷达超逸的胸襟，充满清旷豪放之气，寄寓着独到的人生感悟，读来使人耳目为之一新，心胸为之舒阔。

过片到“山头斜照却相迎”三句，是写雨过天晴的景象。这几句既与上片所写风雨对应，又为下文所发人生感慨作铺垫。

结拍“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饱含人生哲理意味的点睛之笔，道出了词人大自然微妙的一瞬所获得的顿悟和启示：自然界的雨晴既属寻常，毫无差别，社会人生中的政治风云、荣辱得失又何足挂齿？句中“萧瑟”二字，意谓风雨之声，与上片“穿林打叶声”相应和。“风雨”二字，一语双关，既指野外途中所遇风雨，又暗指几乎致他于死地的政治“风雨”和人生险途。

纵观全词，一种醒醉全无、无喜无悲、胜败两忘的人生哲学和处世态度呈现在读者面前。读罢全词，人生的沉浮、情感的忧乐，我们的理念中自会有一番全新的体悟。

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诗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苏轼历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绩卓著。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诗案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收敛平生心，我运物自闲，以达豁然恬淡之境。

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在贯穿始终的“归去”情结背后，我们看到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其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

苏东坡，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过去生活的态度，一向是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在杭州，在一首给孔文仲的诗里，他流露出对声势煊赫的官场的蔑视：“我本糜鹿性，谅非优辕姿。”不仅如此，他还替监狱里的犯人呻吟，替无衣无食的老人幽咽。他写农村田园情趣时，他起的题目却是《吴中田妇叹》：“汗流肩赤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粞。卖牛纳税拆屋炊，肤浅不及明年饥”；他在歌咏“春入深山处处花”时也写农民的食粮，农民吃的竹笋没有咸味，只因“尔来三月食无盐”，直指朝廷的专卖垄断；他写被征调的人民挖通运河以通盐船，他的笔触更加尖刻犀利：“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他指责积贫积弱的朝廷，他渴望“致君尧舜”，渴望有朝一日“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他探问：“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他轻狂：“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然而，“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东坡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梦后的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在下棋时，他体悟到：“着时自有输赢，着了并无一物”。在幽林静山之间，他豁然开朗：“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种花。棋罢不知人换世，酒阑无耐客思家”。他不再执著于“奋力有当时志世”而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所以当苏轼遨游赤壁之时，面对“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发出“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感叹，便也可被世人所理解。他飘然独立，只愿做一只孤鸿：“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渴望在仕宦之路上获得成功，即使有“归去”之心，也是“欲回天地如扁舟”“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 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他渴望在沙场上一展雄威，“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尤其在密州徐州时，其锐意进取、济世报国的入世精神始终十分强劲。苏轼在其政论文章中就曾一再阐发《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希望“天子一日赫然奋其刚健之威”，能动于改革，为变法摇旗呐喊 。

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他认识到自己和朝廷权贵们已经是“肝胆非一家”。所谓使人追求的“浮名浩利”，对他来说已经是 “鹤骨霜髯心已灰”，只能劳神费力，再没有什么“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情壮志，“穷猿已投林，疲马初解鞍”。对那个一生仕宦起伏颠簸的苏东坡而言，他从心底发出最最真实的慨叹“惆怅东南一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当太后允其在太湖边居住的时候，他大喜：“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他终于可以乘一扁舟来往，“神游八极万缘虚”了。久旱逢甘露，苏东坡和农人完全一样快活而满足，他写诗道：“沛然扬扬三尺雨，造化无心恍难测。老夫作罢得甘寝，卧听墙东人响屐。腐儒奋粝支百年．力耕不受众目怜。会当作溏径千步，横断西北遮山泉。四邻相率助举杵，人人知我囊无钱。”

第三，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溢清。

就词作而言，纵观苏拭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拭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有词如“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锋芒毕露；一首《江城子 密州出猎》决不可“十七、八女子，执红牙板”来悠然而唱，而必须要“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

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虽然也有“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大悲叹，但更多的却是“花谢酒阑春到也，离离，一点微酸已著枝”的小恻隐，他逃离了仕途官场的蝇营狗苟，开始静观自然：“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他越来越觉得文字难以承载内心之痛：“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轻诉”；他将自然与人化而为一：“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其间大有庄子化蝶、无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其题材渐广，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

下面试探究一下苏轼诗词前后期发生如此之大变化的原因。

木斋先生对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已经十分精辟，现直接引用过来：“诗案对诗人的思想和创作不能不发生深刻影响。有人说，诗案是苏轼一生的转折点：苏轼由当初的“奋厉有当世志”、“致君尧舜”，转变为“聊从造物游”的艺术人生。案前，诗入主要是深刻地反省仕宦人生；其后，他痛苦的心灵在自然的天地里找到了归宿，发现了新的人生境界。也有人说，黄州时期．“苏东坡精神寄托的对象从名利事业而暂时转移到东坡，转移到大自然。这就是对统治集团的一种疏远，这不能不无它的积极意义”。诗案对于苏轼，浑如一场恶梦。梦后的黄州贬谪生活，使苏拭从具体的政治哀伤中摆脱出来，重新认识社会，重新评价人生的意义。”

现从先生的角度，将这一问题作一个小小的展开。

首先，生活环境的改变是苏轼作品发生变化的客观原因。乌台诗案之后，苏东坡谪居黄州，远离官场。在黄州，他在给好友章淳的信中写道：“现寓僧舍，布衣蔬饮，随僧一餐，差为简便。以此畏其到也。穷达得丧粗了其理，但廪禄相绝，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扰。然俗所谓水到渠成，至时亦必自有处置，安能预为之愁煎乎初到一见太守。自余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矣。”我们可以看到在表层意义上苏轼是谪居黄州、惠州、儋州等地，但他的谪居与其他人又不一样。他“寓僧舍”、“随僧餐”、“惟佛经以遣日”。这说明，他在起居生活上已渐趋佛道。

其次，崇尚佛老思想。乌台诗案是苏轼对儒家的仕宦思想产生深深的怀疑，在仕途失意之时，自然倾向于佛家和道家的思想。他在《安国寺记》里写道：“余二月至黄舍。馆粗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现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面求之，有不可胜悔者。于是喟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谢。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核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归诚佛僧，求一洗之”、“物我相忘，身心皆空”。这说明，他的内心已经开始疏远儒家思想，而日渐趋向佛老思想。

第三，儒道佛三教合一。表面上苏轼弃儒从道，但是实际上，儒学的观念已经深深地扎根其内心之中了，而苏轼又将佛道的出世与儒家传统思想中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和于宋代“修己治人”统一起来，故其作品谈禅说理、怀古感今，无所不包。在黄州时，苏轼逍遥游世：“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世。念念自成劫，尘尘各有际。下观生物息，相吹等蚊蚋”；在惠州时，他超然淡泊： “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在儋州，宠辱不惊、履险如夷、临危若素：“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苏轼一生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宦海沉浮，两遭流放。乌台诗案对于苏轼的仕途人生而言是一个低潮，但却是其文学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这种仕途的不得意和现实的坎坷，使他走出市井朝廷，将自己的精神世界更多的寄托于佛法禅意、青山秀水之中，故而也就在更大意义上成就了东坡式“自在洒脱、空灵超然”。

苏轼个性特点：生性放达，为人率真、豪爽、乐观。

是北宋时期著名的大文学家，苏轼的诗集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堪称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代表作有《记承天寺夜游》、《赤壁赋》、《赠刘景文》等。

雷州西湖

广东雷州西湖原名罗湖，始建于北宋，自从大文豪苏轼兄弟在此醉游之后，罗湖更名为西湖。

宋绍圣七年苏轼从惠州贬移儋州，千里跋涉途经雷州，有幸与其贬雷的胞弟苏辙邂逅，悲喜交加。兄弟择日游罗湖泛舟，被罗湖秀丽的风光吸引，恋不思归，游罢到湖滨天宁禅寺憩休，苏城游趣尚浓，“万山第一”四字就是此时此地写就的。

宽容大度

苏轼在杭州上任之初，都商税务捕到一个逃税的人，是南剑州（今福建南平）乡贡进士吴味道。他冒用苏轼的名衔密封两大卷轴要送到京师苏辙的府第。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释德洪《跋东坡（左忄右允）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苏轼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一时与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导者甚多，黄、秦、晁、张四人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故称苏门四学士。

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燮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

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也 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传诵甚广。

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苏轼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自云：“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人书并尊，在当时其弟兄子侄子由、迈、过，友人王定国、赵令畤均向他学习；其后历史名人如李纲、韩世忠、陆游，以及的吴宽，清代的张之洞，亦均向他学习，可见影响之大。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师文同(即文与可），比文更加简劲，且具掀舞之势。米芾说他“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亦善作古木怪石，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均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其论书画均有卓见，论画影响更为深远。如重视神似，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等，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尊定了理论基础。存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与《祭黄几道文》等。存世画迹有《古木怪石图卷》；又近年发现的《潇湘竹石图卷》也系他的作品。

苏轼在诗、文、词、书、画等方面，在才俊辈出的宋代均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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