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阮籍是什么人

嵇康阮籍是什么人,第1张

、嵇康,jī kāng,字叔夜。谯国铚县(今安徽省濉溪县)人。三国时期曹魏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嵇康自幼聪颖,博览群书,广习诸艺,又喜爱老庄学说;身长七尺八寸,容止出众。

2、阮籍,ruǎn jí,三国时期魏国诗人。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竹林七贤之一。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取谨慎避祸的态度。

扩展资料:

正始之后,阮籍与嵇康、山涛、刘伶、王戎、向秀、阮咸诸人,共为“竹林之游”,史称他们为“竹林七贤”。当今学术界通常把竹林七贤的学术思想活动时间称为“竹林时期”。

景元四年(263)十月,司马昭被晋封位晋公,位相国,加九锡,这是司马昭正式实施其篡权的重要一步。

按照例行公事,由曹魏傀儡皇帝曹奂下诏加封晋爵,司马氏谦让一番,然后再由公卿大臣"劝进",当时阮籍担任步兵校尉之职,也被受命执笔,但阮籍依旧喝酒,等到使者来催稿时,阮籍只好带酒拟稿塞责。

阮籍死于景元四年(263)冬,也就是在他写了《劝进表》之后的一二个月,享年五十四岁。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阮籍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嵇康

嵇康

嵇康(223-262):三国时谯郡铚(今宿县西南)人,字叔夜,魏晋著名思想家、文学家、音乐家,出类拔萃的“竹林七贤”第一人。崇尚老庄,讲求养生服食之道。善鼓琴,工书画。在哲学上,他认为“元气陶铄,众生禀焉”,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说,主张回到自然,厌恶儒家各种人为烦琐礼教。在政治面目上表现为刚肠嫉恶、锋芒毕露。遭钟会陷害,被司马昭所杀,临刑前,奏《广陵散》一曲,从容赴死。嵇康是“正始文学”的代表作家,文风犀利,泼辣洒脱。一生勤奋著述,他的诗文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中有较高地位,“心写心声不失真”是嵇康诗文最突出的特点。有《嵇中散集》。

阮籍,三国魏文学家、思想家。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他的父亲阮瑀是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当时,他与嵇康齐名为竹林七贤之一。

阮籍蔑视礼教,尝以白眼看待礼俗之士;后期变为“口不臧否人物”,常用醉酒的方法,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保全自己。

嘉平元年(公元249年),司马懿杀曹爽,专国政。死后其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专权。嘉平六年(公元254年),司马师废魏帝曹方,立曹髦。甘露年(公元260年),司马昭杀曹髦,立曹奂。死后,由其子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晋朝。阮籍就是处在司马氏与曹氏激烈斗争的政治漩涡之中。为了保全自己,他不得不小心翼翼,虚与周旋。

嵇康:jī kāng;阮籍:ruǎn jí;

2、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指的是三国时期曹魏正始年间(240-249),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先有七贤之称。因常在当时的山阳县(今博爱一带)竹林之下,喝酒、纵歌,肆意酣畅,世谓七贤,后与地名竹林合称。

3、文学创作

在文章创作上,以阮籍、嵇康为代表。阮籍的《咏怀》诗82首,多以比兴、寄托、象征等手法,隐晦曲折地揭露最高统治集团的罪恶,讽刺虚伪的礼法之士,表现了诗人在政治恐怖下的苦闷情绪。[3] 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以老庄崇尚自然的论点,说明自己的本性不堪出仕,公开表明了自己不与司马氏合作的政治态度,文章颇负盛名。其他如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刘伶的《酒德颂》,向秀的《思旧赋》等,也是可读的作品。《隋书·经籍志》著录山涛有集5卷,已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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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七贤之 嵇康 的嵇怎么读嵇,汉语汉字,拼音:jī,可作为姓氏。

嵇康(224年-263年 ,一作223—262年),字叔夜。汉族,谯国铚县(今安徽省濉溪县)人 。三国曹魏时著名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正始末年与阮籍等竹林名士共倡玄学新风,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 ,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嵇康为曹魏宗室的女婿,娶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 ,官至曹魏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后因得罪钟会,为其诬陷,而被司马昭处死,年仅三十九岁。

嵇康善文,工于诗,风格清峻。他信奉道教,注重养生。曾著《养生论》。有《嵇康集》传世。他的作品反映出时代思想,并且给后世思想界文学界带来许多启发。其人格魅力令他在当时亦属名士,被袁宏称为“竹林名士”之一,他的事迹与遭遇对于后世的时代风气与价值取向有着巨大影响。在他身上集合了政治人物、文化人物、宗教人物等多重属性,后世学者对他的解读也趋于多元化。

阮籍与嵇康都是竹林七贤中的一员。

竹林七贤是指魏末晋初的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活动区域在当时的山阳县 。《晋书•嵇康传》:嵇康居山阳,"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说他们"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七人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虽然他们的思想倾向不同。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作品揭露和讽刺司马朝廷的虚伪。

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比较明显。嵇康、阮籍、刘伶等仕魏而对执掌大权、已成取代之势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阮咸入晋曾为散骑侍郎,但不为司马炎所重。山涛起先"隐身自晦",但40岁后出仕,投靠司马师,历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王戎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晋后长期为侍中、吏部尚书、司徒等,历仕晋武帝、晋惠帝两朝,在八王之乱中,仍优游暇豫,不失其位,但在当时年代不失为明哲保身的无奈之举。

竹林七贤的不合作态度为司马氏朝廷所不容,最后分崩离析: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杀害,阮籍佯狂避世。王戎、山涛则投靠司马朝廷,竹林七贤最后各散西东。

他们的创作虽与建安文学有明显的不同,普遍出现危机感和幻灭感,但仍然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政治现实,在基本精神上还是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的。

竹林七贤之名的由来,学界存在争议。东晋孙盛《魏氏春秋》文云:"(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今河南省焦作),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内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一般认为"竹林七贤"之名与"集于竹林之下"的竹林之游有关。

传统说法认为"竹林"位于嵇康在山阳的寓所附近。嵇康与其好友山涛、阮籍以及竹林七贤中的其他四位常在其间畅饮聚会,因而时人称之为"竹林七贤"。这种说法见于《晋书•嵇康传》及《世说新语•任诞》竹林七贤条。

导语:健康七子中,最负盛名的当属嵇康与阮籍,可是他们最终以悲剧收场。下面是我收集整理的相关资料,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在正始文人中,“竹林七贤”最具代表性;在文学创作上,阮籍与嵇康则是成就最突出者。

阮籍与嵇康是正始中期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但是由于他们二人个性的差异,二人的命运却有所不同。阮籍以至慎而得以善终,嵇康则因刚肠疾烈而惨遭杀害。我们可以从比较中看出二人个性与文学的不同。

阮籍字嗣宗,生于建安十五年(210),卒于魏景元三年(263)。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之子。阮瑀死时,他才三岁。十一岁时,曹丕代汉即帝位,三十三岁时,他曾应太尉蒋济辟,做过很短时间的尚书郎,便以病免,三十八岁时曹爽又召他为参军,他又托病没有应召,两年后,曹爽被诛,当时附曹爽的文人多被杀,他因而幸免,“时人服其远识”(《晋书·本传》)。而到了四十三岁,他又作了司马师的从事郎中,被封为关内侯,徙散骑常侍候。其间又作过十年的东平相。司马师死后,司马昭掌权,又继任司马昭的从事郎中,晚年(53岁)又求为步兵校尉,后世因称其为阮步兵。在他死后两年,魏主正式禅位于晋。在他死前,晋魏代禅已成定局,因此,他的一生可说经历了两次十分残酷的“禅代”斗争,这些对他的思想与创作都产生极深的影响。

阮籍的一生,从思想上说是苦闷的一生,他始终徘徊于高洁与世俗之间,依违于政局内外,在矛盾中度日,在苦闷中寻求解脱。少年时的阮籍是颇有壮志的,“籍本有济世志”(《晋书·本传》),比如,他曾登广武城,面对楚汉古战场,发出“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慨叹,表现出目空古人的少年英气。但是随着政局的变化,他那种期待建立功名的热情便消歇了,特别是在高平陵事件后,司马氏父子相继把持朝政,残酷地屠杀异已,实行高压统治,给他的思想以极大的影响。在这一高压政治背景下,他最大的苦恼在于如何能够全身远祸。应该说,阮籍从司马氏父子一系列地杀戮事件中,对司马氏凶残面目已有深入地了解,对于司马氏用卑劣手段手段攫取政权的行为也是十分痛恶的,但为了全身,他又不敢明确表示反对,而这时他在士林中令名已著,司马氏对他倍加注意,这更加使他处境维艰。阮籍一生的行为表现,其根源即在于此。因此,一方面,他对于时事政治问题表态十分谨慎,口不臧否人物,比如兖州刺史王昶请与相见,终日不开一言,自以不能测,司马昭曾说:“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阮嗣宗乎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可谓至慎乎”但另一方面,他对司马氏集团的礼法之士却极为蔑视。在生活方式上因而常常表现为放浪形骸,遗落世事,嗜酒成癖,对此《晋书·本传》多有记载。比如,母亲去世,他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他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声。等到葬母时,他食酒肉不辍,而临决之时又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吐血数升。裴楷往吊,他则散发箕居,醉而直视。他又善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相对。嵇喜来吊,他白眼相对,嵇喜不怿而退,而弟康闻之,乃齎酒携琴来造,却报以青眼。司马昭曾为子向籍求婚,他大醉六十日,不得已而止。除此之外,他在他的诗文中对礼法之士也大加挞伐,猛然抨击。他的这种表现自然引起了礼法之士的仇视。“礼法之士疾之若仇,而帝每保护之。”

阮籍身上所表现的至慎与越礼,实在是一对矛盾。司马氏是提倡名教的,但对阮籍却能容忍,也是一个矛盾。究其原因,阮籍在政治上的至慎,口不臧否人物、议论时政,便对现实政权没有威胁,而他对礼法的蔑视,则多属伦理道德范畴,对司马氏政治亦无大害,对此,司马氏是看得很清楚的,加之阮籍在士人的声誉,杀之不仅无益,反而带来杀名士的名声,这就使得阮籍在乱世中得以全生,但其内心却是十分苦闷的。

如果说阮籍是正始文人中苦闷的代表,那么嵇康则是悲剧的典型。

嵇康字叔夜,生于黄初五年(224),卒于景元三年(262),他是曹魏的女婿,曾任中散大夫,后世因称嵇中散。与阮籍的“口不臧否人物”不同,嵇康的性格是“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晋书·本传》曾记载他是“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他的《家诫》也曾告诫儿子“宏行寡言,慎备自守”,但这只是他的玄学思想修对自己性情的一种约束,在实际上他却做不到。在现实中,他的是非之心是十分明确的,对丑恶现象往往加以愤激的斥责。他与阮籍的分别即在此。尽管他与阮籍都是“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但阮籍却能在现实的冲突中虚与周旋,他则不同,他是一个感情极热烈的人,而且对于生活的态度又极认真,这就使自己完全与世俗社会对立起来。据说钟会去见他,他不为礼,遂引起了钟会的嫉恨。但直接导致他被杀的则是他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一文。山涛从吏部郎转迁为散骑常侍,举荐他以自代,希望他放弃与司马氏对抗的立场,但他却作此书断然拒绝,并与之绝交,表现出决不屈服的态度。文中提出自己不能就职的原因是所谓“七不堪”与“二不可”,对山涛以及依附司马氏集团的毫无操守者多所讥刺,特别是文中宣称自己“每非汤、武而薄周、孔”,直接击中司马氏的借名教以篡权的要害,因此,他的被杀便成为必然了。恰巧此时吕安为其兄吕巽所诬,他被牵连进去,司马氏便以“乱群惑众”的罪名将他杀害。嵇康尽管为司马氏所不容,但他的人格魅力却引起了众多士人的崇敬。在临刑之前,京师三千太学生曾上书为之请命。但这却反加速了他的悲剧结局,因为司马氏之杀嵇康,实际包含着打击名士,给予警告的意味,嵇康在不自觉中成了当时名士们对于司马氏势力不满情绪的代表,因而他也就为当时士人悲剧的典型。

阮籍与嵇康在个性与处理态度上的不同,也影响了他们作品面貌的不同。

阮籍的代表作品是《咏怀诗》八十二首,如果说阮籍的一生是苦闷的一生,那么他这八十二首《咏怀诗》就是他苦闷的象征。阮籍的苦闷在作品中的表现之一,便是他对人生的感慨,他感慨时光的飞逝,人生的短促,以及无法挽回这短促生命的深深的忧伤。其次则表现为对世俗礼法之士的厌恶,这与他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态度有关。其三则表现为对理想的人生境界的追求,这实际上是他在现实中苦闷而不可解脱的另种表现形式,即通过幻想的境界来摆脱世俗的污浊。

嵇康的诗歌与阮籍不同。嵇康在生活上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意义在于他把庄子理想的人格境界从哲学境界变为诗的境界。庄子的坐忘,在他诗中成为一种优游容与的诗歌境界,其《赠秀才入军》十八首其十四中“手挥五弦,目送归鸿。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即是这种境界的典型。

在艺术上,阮籍将集《诗经》《楚辞》与汉魏诗的比兴集大成,以多种比兴构成完整意境。他的比兴是将象征手法和寓意的不确定性结合,从而形成了“厥旨渊放,归趣难求”的特点。嵇康则由于其个性刚烈,诗风以峻切为特征。在体裁上,阮诗以五言诗的创作卓然名家,而嵇诗则以四言诗成就最为突出。

阮籍与嵇康的散文都有突出的成就,为魏晋散文的代表。阮的散文代表作为《大人先生传》,嵇的散文代表作为《与山巨源绝交书》、《声无哀乐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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