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大方言地区有：北方方言、客家话、闽南语、粤语、吴语、赣语、湘语。
1、北方方言：以北京话为其标准，大陆70%多人通用，通行于中国北方地区各省区，贵州、四川、云南以及华中地区的部分县市。
2、客家话：又称客话、客家语、客语等，是汉藏语系汉语族内的一种声调语言。
3、闽南语：泉州话和漳州话为闽南标准语。所有口音的闽南语均由泉州话和漳州话衍生而成。
4、粤语：广州话为标准语，又称粤方言，俗称广东话，当地人称白话。
5、吴语：苏州话为标准语，今多以上海话为其代表。吴语又称吴方言，江浙话或江南话。
6、赣语：中国汉语七大方言之一，为汉族江右民系使用的主要语言。
7、湘语：长沙话为标准语，湘语又称湘方言，湖南话或湖湘话。
方言学：
方言学是对语言差异的研究。狭义的方言学指的是对地域性语言差异的研究，又称为方言地理学。广义的方言学包含对地域性语言差异和社会性语言差异的研究，则与社会语言学有密切的关系。
方言学为语言学的分支。以研究民族语言内部的差异为其任务。它有两个部门：一是方言地理学，即传统的方言学；二是社会方言学，即狭义的社会语言学。前者研究语言的地区性差异，后者研究语言的社会性差异。
按照现代通俗的分发，现代汉语方言可分为七大方言区。即北方方言（官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和粤方言。
“北方方言”。它是汉民族共同的基础方言，使用人口占汉族总人口的70。“北方方言”又分为华北，东北方言，西北，西南和江淮等四个方言。
扩展资料
方言一般分为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
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的异同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
二者的相同点：
第一，都是语言分化的结果，是语言发展不平衡性的体现。
第二，都没有全民性特点，社会方言通行于某个阶层，地域方言通行于某个地域，当然，就地域而言，地域方言在一定的范围内是有一定的全民性的。
第三，都要使用全民语言的材料构成。
大家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混淆了几个不同的概念，所以说不清楚。也就是什么是方言？什么是官话？我们按照什么特点区分方言？
所谓方言，顾名思义是指地方话。大家知道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自古以来人们讲话的发音就不完全一样，于是出现了很多方言，在现代汉语里，是有八大方言区，这就是：北方方言；粤方言；吴方言；湘方言；客家方言；赣方言；闽南方言；闽北方言。北方方言是指哪里呢？如果我们在一张中国地图上，从东北到西南划一条斜线，这条线以北都可叫北方方言，这是大致而言，不是说山东，中原不是。为什么这样划呢？因为看一个人讲什么话，不是看这个人在哪，比如一个讲北京话的人在广州工作，我们就不能说他在说广东话。所以划分方言的标准是根据语言的自身的特点，最主要的有两点：语音和词汇。方言与普通话，方言与方言之间就是在这两点上差异很大。语音的差异我们不难理解，如果我们打开电视机，拨到广东，福建等地方台，我一句也听不懂。因为每个方言都有自身一套语音规律，比如我们讲普通话的人，是有4个声调，阴，阳，上，去，已经没有入声调了，可是在广东话里，还保留着入声。所以不同方言圈内的人，可以自由交流，圈外人是无法沟通的，
另外一点就是词汇的差异。人们之间无法交流，除了语音不同外，就是用词不一样，说了个方言词，别人听了不知啥意思。侯宝林在相声“戏曲与方言”中，就抓住这点，爆了很多笑料，上海人管洗头叫打头，几乎把他吓跑。其他像四川话的“趴耳朵”，东北话的“埋汰”，“嘎达”,“突噜反仗”等。就是“搞”这个词，本来是方言词，现在被人们接受和认可了，大家都在说“他是搞文艺的”，“这事搞砸了”。
方言的区别主要在这两点上，至于语法也有差异，但是是很小的。比如，“公鸡”，“母鸡”，有的方言叫“鸡公”，“鸡母”，把修饰词放在中心词后面。
北方方言是一个大范畴的划分，其中各地语言仍然存在着各种差异，像四川话，东北话还是有不少差异的，但总起来讲，人们能够沟通，我们就不划分得再细了。
那么什么是“官话”呢？官话是汉民族的共同语概念范畴，是指汉语标准音。它的确立和名称的由来，是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因为大家发音不同，无法交流，于是人们就必须找到一种话，大家说出来，都能听懂，这就出现了民族共同语。这种共同语是以哪个地方话的语音作为标准音，不同时期是不一样的，它的名称也不相同。
春秋战国时期，那时管汉语共同语叫“雅言”。这种“雅言”是以当时洛阳话的语音作为标准音。当年孔老夫子上课的时候，讲的就是“雅言”，也就是他说的是当年的普通话，他没讲他那一口流利的山东话。《论语》上有这样一句话：“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魏晋南北朝以后，在南方出现了南方雅言，这种“雅言”是以当时建康话为标准音。建康是今天的南京，当时的建康话并不是今天的南京话，当时建康话和苏州话属于吴语，所以当时的雅言是以吴语为标准语音的。
后来隋、唐、宋、时期，这种南方雅言还在通行。到了元朝的时候，首都建在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这个时候，在南方雅言继续在官场流行的同时，又出现了大都话。
明朝是先建都南京，后迁都北京，当时还是以南方官话为主，不过也出现了北方官话，就是当时的北京话。“官话”这个词是明朝人张位在他的一本叫《问奇集》的书里提出来的，意思是当官的人说的话，英文翻译为 Mandarin，人们戏称“满大人”。
到了清朝末年，官话这个名字又改成了“国语” 。为什么要改呢？大家知道，1898年中国发生了戊戌变法，设立了京师大学堂。1902年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叫吴汝纶去日本考察，日本当时正推行标准语活动，这种标准语是以东京语音为标准音，日本人把这种标准语叫“国语”。吴汝纶回来后，向当时主管大学堂事物的大臣张百熙作了汇报，建议在中国也要推行以北京话为标准音的“国语”。1909年当时清政府资政院开会时，有一个叫江谦的议员，他提出把“官话”改为“国语”，清政府同意了，从此以后，“国语”这个词便开始使用了。
后来为什么又改为普通话了呢？“普通话”这个词，吴汝纶、秋瑾都说过。1906年切韵学者朱文熊在“江苏新字母”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把汉语分为，“国文”、“普通话”和“俗语”。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瞿秋白也曾发表过文章，提到了“普通话”这个词，可是长期以来，“普通话”的概念是很不明确的，没有一个严格的定义，直到1955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才把汉民族共同语正式定名为“普通话”。1956年2月6日，中国国务院发出指示，把普通话定义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三句话，非常清楚地把普通话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的标准，规定得十分明确。从而使普通话成了的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另外，当时把这种共同语叫作“普通话”不叫“国语”，还有另外一个考虑，因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如果把这种汉民族的共同语叫作“国语”的话，怕被人误解为，是把汉语凌驾于其它语言之上，所以就不叫“国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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