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新儒学思想针对了西汉哪些问题，有哪些主张，分析认识其思想

董仲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了被扼杀达百余年之久的儒家文化，而且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融会贯通了中国古典文化中各家各派的思想，把它们整合为一个崭新的思想体系。他的著作后来大都汇集在《春秋繁露》一书中。

董仲舒的哲学基础是“天人感应”学说。他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人格神，不仅创造了万物，也创造了人。因此，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和人一样“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人与天是相合的。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继承了思孟学派和阴阳家邹衍的学说，而且将它发展得十分精致。

董仲舒认为，天生万物是有目的的。天意要大一统的，汉皇朝的皇帝是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的。各封国的王侯又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家庭关系上，儿子受命于父亲，妻子受命于丈夫，这一层层的统治关系，都是按照天的意志办的，董仲舒精心构筑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正是把一切都秩序化、合理化，正是为汉皇朝统治者巩固其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服务的。

董仲舒利的阴阳五行学说，用阴阳的流转，与四时相配合，推论出东南西北中的方位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关系。而且突出土居中央，为五行之主的地位，认为五行是天道的表现，并进而把这种阳尊阴卑的理论用于社会，从此而推论出“三纲五常”。这里所说的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他认为“道”是源出于天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即是说“三纲五常”、“大一统”等维护统治秩序的“道”是永远不变的。那么，如何解释皇位的更换和改朝换代呢？为此，他提出了“谴告”与“改制”之说。他认为统治者为政有过失，天就出现灾害，以表示谴责与警告。如果还不知悔改，就出现怪异来惊骇。若是还不知畏惧，于是大祸就临头了。

他认为人的认识活动受命于天，而认识的目的是了解天意。通过内省的途径就能判断是非，达到“知天”的目的。另外还必须通过对阴阳五行的观察，才能达到对天意、天道的了解。正是按照“尽心”、“知性”、“知天”的模式，达到“天人合一”。他还认为通过祭祀能与神相沟通，使之能看见一般人所看不见的东西，这样就能知道天命鬼神了。这种认识论达到了神秘的程度。

在人性论上，董仲舒异于孟子的性善论，也不同于荀子的性恶论，而是主张性三品说。他认为性是由天决定的，性是天生的质朴，虽可以为善，但并非就是善，只有“待外教然后能善”，即人性善是通过教育的结果。君王要顺天之意来完成对人民的教化。他着重教化，并提出“防欲。

董仲舒的思想，是西汉皇朝总结历史经验，经历了几十年的选择而定下来的官方哲学，对巩固其统治秩序与维护大一统的局面起了积极的作用。董仲舒不仅是正宗神学的奠基者，又是著名的经学家。

史籍记载

董仲舒喜欢谈论神秘莫测之事，善为灾异之说。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辽东高庙和长陵高园殿发生火灾，董仲舒推说其意，写成《灾异之记》草稿，尚未上书皇帝。主父偃私见其稿，因为嫉妒董仲舒，所以将《灾异之记》草稿偷窃出来上奏朝廷。汉武帝将它交与朝中诸儒审阅。因其中有讽刺时政的文字，汉武帝一怒之下，把董仲舒打下了大狱，虽然后来汉武帝看重他是著名的经学大师，又下诏赦免其罪，复为中大夫，让吾丘寿王向他学习《春秋》公羊学，但是董仲舒再也不敢谈论灾异。

教育思想

行教化、重礼乐

董仲舒对统治者强调人事的重要，认为“事在强勉”，“治乱兴废在于己”，只要尽力“行道”，那就会“德日起而大有功”，就可以收到速效，统治地位就可以巩固。在董仲舒看来，君主的重要职责是实施教化。他认为仁、义、礼、乐都是治道的工具，古代圣王所以能够长治久安，都是礼乐教化的功效，所以王者的职责就在于“承天意以从事，任德教而不任刑”，“以教化为大务”。由此得知，董仲舒认识到教育作为统治手段的重要作用。[1]

在把教育工作放在政治的第一位的思想指导下，董仲舒要求汉武帝不但要“求贤”，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养士”。他说：“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养士三法以太学为最重要，所以他又说：“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他要求汉武帝“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

他又认为当时的吏治不贤明，其原因在于选举不当。他对当时纳资授官和积日累久的升官办法提出了批评，建议“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通过试用，便当“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他认为只要这样尽心求贤，天下之士便可得而官使，只要遍得天下的贤人，就那怕象三王那样的兴盛也容易做到，象尧舜那样的名声也可以赶得上。

兴太学、重选举

董仲舒认为，这两种具体措施必须统一在一种指导思想下，才能发挥为当时政治服务的作用。他指出当时思想的不统一，会妨碍政治的统一。他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因此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便是“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策。他认为这样一来，就会“邪辟之道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董仲舒为中国封建社会找到了“儒术”作为最合适的上层建筑，以儒家思想代替汉初的道家思想作为整个政治的指导思想，并且为汉代及其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制定了“独尊儒术”的政治统治和文化教育方针。

董仲舒关于上述三个建议的思想，不但影响了汉武帝的政教政策，而且影响了两汉及后来各封建王朝的政教政策。

针对董仲舒的三项建议，汉武帝先后采取了三项措施：

1立五经博士；

2开设太学；

3确立察举制。

论人性、教育

董仲舒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提出了神学化的人性论。他认为人受命于天，人性是从天得来的，他的人性论的政治目的是企图把封建阶级和等级制度看做都是出于天意或天道的，从受之天命的人性中，便决定了谁该做统治者，谁该做被统治者；谁应该高一等，谁应该低一等；谁应该受教育，谁不应该受教育。他认为这种天命、人性决定的封建秩序是不能改变的。

董仲舒提出了性三品的思想，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即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他认为上下两种人的性都不能叫做性，只有中等人的性才可以叫做性。这种性三品说的实质是把人区分为三等，是一种由神意决定的阶级论。上等人就是圣人，他们的性不仅生来就是善的，并且是超过“善”的，人类社会“善”的标准和具体内容就是由他们制定出来的。上等人是不多的，只包括统治阶级的最高阶层，包括帝王和那些制礼乐、定法度的当权人物。下等的斗筲之人是指封建社会中最贫苦最“低贱”的劳动人民，他们的性生来就是恶的，根本上不算是人性，简直把他们排挤在人性之外了。圣人生而知之，不必受教育；斗宵之人则是愚昧的，不能受教育的。除了上下两种人以外，其余的都是中民，这指的是地主阶级。中民具有善质，但必须受了教育之后才能成为善性。所以董仲舒的教育对象就是这个中民等级的人，贫苦的劳动人民是排除在教育之外的。

董仲舒把中民之性，即把地主阶级的人性当做一般的人性，他所说的性就是指中民之性而言的。他认为性只是质材，它的本身还不能说就是善，必须“待教而为善”。这就是说性只具有教育的可能性，受了教育之后，这种善的可能性才能变为现实性。他说：“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也。……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今万民之性待外教然后能善，善当与教，不当与性。

这就从地主阶级的先天禀赋肯定了地主阶级受教育的可能性，又从地主阶级的政治要求肯定了地主阶级受教育的必要性。他批评盂轲的性善说，认为孟轲既然说人性已善，那就没有教育的必要了。这一点，他比盂轲强。但是董仲舒又认为人同时具有“贪”和“仁”两种性，这又陷入了善恶二元论，这是他企图把盂轲的性善说和荀况的性恶论结合起来的结果。他认为天有阴阳，所以禀之于天的人性也就是有善有恶。他又认为性属阳，是善的；情属阴，是恶的。人生来就具有性和情两个方面，也就是具有善和恶两种性。他虽然说“情亦性也”，但又说“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阴阳也”。这又似乎陷入了性情二元论。这样他把性当做是善的，实质上维持了所谓“正宗”儒学即孟轲的性善学说。他把情从性划出来以后，便进一步主张扬性抑情了。他以为天道是禁止阴的，所以人也应该“损其欲而辍其情”，这就是说要发展善性而抑止恶情，这种思想为后来宋明理学家所发展而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

董仲舒吸取了荀况的性恶论思想，认为万民的从利就好像水往下流一样，如果不用教化去提防它。就不能停止。他从这一点来强调教育的必要性，并把教育当做防止恶性发展的工具。他甚至认为教育的作用象制陶器和冶金一样，可以随意铸造，把国家的治乱兴废都归于礼乐教化，这又未免夸大了教育的作用。

论知识和教学　董仲舒从他的“天人感应”学说出发，认为人心和天心是相连的，“天命”是人的认识能力的泉源。他的认识论是唯心主义的，神秘主义的。他认为真正的知识不是“众物”的知识，而是要知道事物的“本心”；要体察事物的本心，那就只有依靠“内视反听”的内省方法。他认为天有阴阳，人也有阴阳，可以互相呼应。因为天与人之间可以“同类相动”，人的内心有什么想法，天就会以类相应，所以人想求雨，天就会下雨，因此通过人的内省和直观就可以体认事物的本质。他以为“名”就是“真”，因为“名”是取之于天的。因此，“名”就是我们所要认识的真理，也就是我们学习的对象。

“名”是由谁制定的呢？是由圣王体会天意而制定的。他们制定的这套“名”，就是诗、书、礼、乐及封建道德，这些知识就是应该学习的内容，至于自然知识那是不应该学习的。他说：“能说鸟兽之类者，非圣人所欲说也。圣人所欲说，在于说仁义而理之。……不然，传（傅）于众辞，观于众物，说不急之言，而惑后进者，君子之所甚恶也，奚以为哉？……故曰：吁呼，为一人师者，可无慎耶？” 可见董仲舒所要求学习的只是圣人所说的仁义等内容，至于有关“众物”或鸟兽之类的自然知识，那是会迷惑后进的，不应当学习的。

董仲舒要求学习儒家的“六经”，他说：“《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但他又认为“六经”各有所长，《诗》长于质，《礼》长于文，《乐》长于风，《书》长于事，《易》长于数，《春秋》长于治人，所以学者应“兼其所长”，不要“偏举其详”。这种“兼其所长”的教学观点是可取的。

在学习上，他提出了“多连”和“博贯”的方法。他以为只要“连而贯之”，就可以推知天下古今的知识。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方法论。但是连系和贯通，在一定条件下，在一定范围内，在教学上往往可以用来加强理解，融会贯通。在学习范围上，他认为不能太博也不能太节，太节就会使得知识暗昧，太博又会使人厌倦。这种思想也有一定道理。

董仲舒要求教师尽量达到“圣化”的境地，“善为师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齐时早晚，任多少，适疾徐；造而勿趋，稽而勿苦；省其所为，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劳而身大成，此之谓圣化，吾取之。他从要求教师以身作则开始，进而论及教学应该适时，应该注意受教育者的才性，要能从容引导，不急不缓。比较符合教学规律，这是孔子因材施教、循循善诱教学原则的具体发展。

大一统思想

董仲舒认为要维护政治统一，必须在思想上统一。他宣扬，天是万物的主宰，皇帝是天的儿子，即天子。代表天统治臣民。全民都要服从皇帝的统治，诸侯王也要听命于皇帝。

即使撇看《三策》不谈，人们围绕董仲舒的主要著作《春秋繁露》所体现的董仲舒学说即“董学”的内容，已经为学界所熟知，因而没有必要在这里赘述，存在争议的是关于“董学”的性质。

愚认为，“董学”是为适应汉代一统国家的政治需要，从揉合“六艺之科”和“孔子之术”入手，而精心炮制的一种专门为政治统一作理论解释的学说。它适应加强一统的中央集权的需要，编造了适应大一统的“天人感应”和“三统”（黑统、白统、赤统）循环的政治理论；它适应加强君权的需要，敷衍了“君权神授”的神学目的论；它适应维护大一统纲常的需要，将先秦多家（不止儒家）的相关思想改造成以“三纲五常”为基础的“忠孝”理论（人们往往认为“三纲五常”只是对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发挥，欠妥！因为至少“儒家”以外的韩非也提倡“忠孝”）；它适应维护和延续一统国家的需要，提出抑制土地兼并，主张限田、薄敛、省役等主张等。总之，“董学”是在对先秦“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进行揉合，对包括阴阳五行、儒、道、墨、法、名、杂，乃至术数和方技等家在内的百家学说，加以杂交、嫁接、揆度、敷衍、改造的基础上，而炮制的一套以“天人感应”、阴阳五行和“三统”（黑统、白统、赤统）循环等学说为其理论基础，以“君权神授”和“三纲五常”为其核心内容的，驳杂而又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体系。

因此，它既非以往之“儒术”，也非其它以往某一学派之“术”。因为从其融合阴阳五行和儒、道、墨、法、名、杂，乃至术数、方技诸家的思想观点来看，它与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差别实在太大。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是以“仁”即人道主义为其理论基础，以民本主义为其施政纲领的学说，而“董学”则是以神学目的论即神秘主义为其理论基础，以“君本主义”为其施政纲领的学说。“董学”所宣扬和强调的“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第二》），与孟子所主张的“民贵君轻”恰恰成鲜明的对比。所以，要是按照习惯硬把它说成是“儒术”的话，那么这种“儒术”也绝非以孔孟为代表的原有“儒学”。而是吸纳了包括阴阳五行、儒、道、墨、法、名、杂，乃至术数和方技等家在内的等家思想在内的宗天神学。

至于人们已经习惯于把它称之为“新儒学”，愚以为这是个以讹传讹的历史性误谬。因为在世界观和基本的学术旨意上都与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相距甚远的“新儒学”，也可以随便换成其它什么“新”的旧学说，如“新阴阳学”、“新杂家学”等等。

“董学”所带有的鲜明的神学目的论、循环论和宗教的色彩，无疑播下了谶纬迷信和宗教化的种子，更是以往任何某个单一的学派所没有的。所以，这个专门为适应大一统国家的政治需要，而综合“六艺之科”和“孔子之术”，再加上个人杜撰和臆造所精心炮制的，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创”无“新”的，带有明显的神学和宗教色彩的，庞杂的理论体系，还是称之为“董学”为最妥。

当然，“董学”也可算作是一种“综合创新”，但与以往的学说譬如“荀学”所不同的是：就其主观动机而言，它至少不是完全出于探疑求真的目的，而主要是出于为适应一统国家的政治需要所进行的，因而带有很大程度上的杂糅、敷衍、杜撰、臆造的成分。如果说李斯当年为适应秦始皇一统天下之政治需要，向秦始皇建议实行的文化专制方案，还十分简陋、裸赤的话，那么，到董仲舒出于同样的动机所向统治者提供的实行文化专制的方案，则精致、隐秘得多了。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如果说李斯是“君学”的肇始者，那么，董仲舒则是“君学”的创始人。是董仲舒步李斯之后尘，在作为知识分子统称的“儒”者中，第一个主动帖服在君王的御座上，专门为君王专制统治的维护和延续而吹喇叭、抬轿子，并殚精竭虑地编造相应的理论和学说。董仲舒是学者争当统治者的御用文人，使学术屈从于政治，理论屈从于权势，从而进一步强化“官本位”的始作俑者。

所以，清末民初的“国学”家如邓实，把这类学问就其实质而称之为“君学”，是非常确切的。

从“董学”开始，“君学”因为受到历代君王的青睐，所以董仲舒一流的“儒者”不断地涌现，队伍越来越壮大，“君学”的内容和形式也相应地不断被“创新”，成为“国学”发展中的主流。

“董学”作为“君学”，自然主要是为了卫护和巩固皇权的专制统治服务的，但由于它所包含的灾异祥瑞之类的预警内容，而董仲舒又偏偏笃信躬行，那么，当灾异等不祥的预警出现时，自然就会遭受迷恋权势的统治者的疑忌。所以，这种学说本身所隐含的某种程度上的“双刃”性质，就迫使它的创立者自己也处于诚惶诚恐之中。主父偃窃其书稿的一次告发，就使董仲舒遭遇牢狱之灾几乎丢掉脑袋，使其体验到了其中的利害而从此惊魂不定。这大概是董仲舒虽为其君王编造了最有利于维护和延续一统天下的“君学”，却终不得重用，而主动退居故里专门著述的一个重要缘由罢。从其退居而专门著述作为其主要著作的《春秋繁露》来看，董仲舒除了动机上的根由之外，确实还有认识上的原因，这从他笃信灾异祥瑞之说也能看得出。不然就无法解释一个已经在仕途上钻营无望的人，为什么还那么专诚地坚持和著述他的学说。但是，也不能排除他可能存在的良苦用心：因为据《汉书・董仲舒传》载，董仲舒“年老，以寿终于家，家徙茂陵，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茂陵乃汉武帝之陵寝所在地，其死后举家迁徙到茂陵，足见其一家对皇帝的至诚至忠；而其“及孙皆以学至大官”，又足见“董学”对其�铀镏�福荫了。这其中的缘由，很值得品味！

从另一方面说，董仲舒似乎不知道任何专权的统治者，不管他们如何信誓旦旦地发誓遵循什么学说、理论，而在实际行动上绝对不可能真正恪守。因为一切握有实权、大权独揽的统治者，都是百分之百的实用主义者。他们所念念不忘、处心积虑地要维护的，只是他们自己手中的权力，怎么可能受某一学说、理论的约束呢！这也许是作为“君学”的“董学”即使表面上为汉武帝所采用，终究不可能为这个专权自用、好大喜功、征伐不断、劳民伤财，而又酷好“封禅”、“祀神求仙”的君王所实行，而它的炮制者董仲舒也始终未被重用，反而几乎招致杀身之祸的根本缘由。

奠定儒学在封建社会的正统地位，有利于皇权统治的巩固，社会的安定，有利于人民思想的统一。

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形成的百家争鸣的自由的学术氛围，导致了封建社会文化发展的日益僵化，也导致了社会对于科学的忽视，造成了近代中国悲惨命运。

董仲舒新儒学特点：1 以维护皇权的绝对性为最终目的，完全沦为官方的统治哲学。

2 核心是天人感应，在此基础上以阴阳灾异解说时事政治。

3 强调王权的合理合法性，君权神授。

4 以神权限制王权。

积极: 1推动儒学进步，使儒学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2利于国家统一，社会进步，符合大一统局势。

3把阴阳五行学说揉进天人感应思想，使汉代的灾异观念更为系统化

4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

5促进了封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消极：1迷信思想，

2唯心主义，

3愚民政策，

4成为后来历代封建统治者维护统治的思想工具。

程朱理学特点：

（1）科学或可取的一面：①宋明理学具有和谐意识。和平发展离不开人与自然的和谐，小到家庭，大到民族、国家、人类都需要和谐的意识。②宋明理学具有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对历代仁人志士胸怀天下，奋发进取，为理想不懈追求传统的形成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今天人们依然能从中得到启示。③宋明理学崇尚道德，充分意识到道德对于社会和人生的重要性，崇尚道德可以促进文明的进步。④宋明理学强调力行。力行意识及其所体现的务实倾向和自强的精神，对中国文化起了推动和促进作用。

（2）不科学或不可取的一面：①尊卑等级观念；②重男轻女的观念；③因循守旧的观念；④重利轻义的观念；⑤重礼轻法的观念。

相同点：都体现了对于建立有序社会秩序的愿望。

不同点：

1、思想来源不同

董仲舒新儒学：依据《公羊春秋》学说，糅合法家、道家、阴阳家的一些思想改造儒家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新儒家体系。

宋明理学：融合佛教、道教思想，把这些思想和传统儒家对现实人生的关怀联系起来。

2、主张不同

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

宋明理学要求人们顺从封建统治，以儒家学说为中心，兼容佛道两家的哲学理论，论证了纲常名教的合理性和永恒性，其哲学中心观念是“理”。

3、代表人物不同

董仲舒新儒学代表人物为董仲舒，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巩固儒家思想，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

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概括为“程朱陆王”，即北宋（北宋五子）：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南宋：朱熹、陆九渊；明代：王阳明。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儒家思想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宋明理学

以儒家学说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黄老”等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建立起一个具有神学倾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

“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天人宇宙论图式

利用和改造道家和阴阳家的思想资料,极力建构一个可以作为儒家政治伦理学说根据的系统而完整的宇宙论图式并竭力把人事政治与天道运行附会并强有力地组合在一起,把阴阳五行（天）与王道政治（人）互相一致而又彼此影响的“天人感应”学说作为他的理论核心,从而完成了对先秦儒学的改造

“天有四时,王有四政”

董仲舒建构儒家式的宇宙模式,最终在于对封建专制主义君权至高无上进行论证又对“天”进行了神秘主义论述应当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

（1）君权神授（2）皇权又要受到“天”的制约

提出了“三纲”（君对臣、父对子、夫对妻）、“五常”（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从而完成了对先秦儒家伦理思想的改造阳尊阴卑

历史循环论 “三统”“三正”

董仲舒的新儒学,以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为理论前提,论证了“三纲”、“五常”的合理性和永恒性

以儒家学说为基础，吸收阴阳五行家,法家的理论，兼采黄老等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建立起一个具有神学倾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

内容：

1、为加强中央集权提出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

2、为加强军权，提出君权神授，天人感应合天人合一的主张。

3、三纲五常，提倡孝道。三纲（君对臣、父对子、夫对妻）、五常（仁、义、礼、 智、信）的道德规范。

4、发挥仁政，轻徭薄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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