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晴庚子国变，给中国带来什么变化呢

战争是残酷的。一切以掠夺为目的的战争都是可耻的。战争所犯下的一切罪行，历史都会清楚记得。这也是需要敬畏历史的原因之一。每次，关于清朝的文字一出，就有一些人对清人的谩骂、诅咒紧随其后。这种行为，既是历史视野的狭窄，也是无知落后的明证。

为什么不去反思，反思被奴役、被欺凌、被统治、被压榨的深层次原因？为什么不去反思，反思是什么原因导致大多数人的命运却被一少部分人所左右、所掌握？为什么不去反思，反思同国、同族、自身的无法清醒、无法觉醒？

仅仅谩骂、诅咒已经故去的历史人物，而无法反思、无法觉醒，最终的结果，就是自己的后代依然在历史的循环中打转，而且是越转越轻、越转越下，最后，就连他们后代的谩骂、诅咒，也都会显得更加苍白、更加无力。历史是面镜子，照见以往的是与非、功与罪。历史是面镜子，更要照见未来的光与亮、道与路。

继续讲历史，说说入关时所向披靡、国变时仓皇出逃的清廷的一个场景。本文出自清人陈恒庆《谏书稀庵笔记》中《洋兵占城》一节。话说当日，洋人的军队入侵，进入大清王朝的京城。这些洋人军队所属的国家，合计总共有八：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日本、奥匈帝国。进入京城之后，这八个国家的侵略者分城安排军队，分为八区驻守。关于这些侵略军队的总体管理，八国推举德国将领瓦达西为统领。

当时，为什么要推举德国人做统领？其主要原因就是：德国派驻清廷京师的使臣克林德在义和拳之乱中被杀死，而且，克林德死得很惨。另外，推举瓦达西为统领的原因，就是：未来与清廷合议时，德国可以作为主要受害方，优先提出自己的赔偿要求。德国将领瓦达西留驻在西苑（明、清时期，称中南海为西苑。）的仪鸾殿，这里是慈禧太后的寝宫这里，简单说一说仪鸾殿吧。

北京西苑的仪鸾殿，是为慈禧太后过冬所建的居所（今怀仁堂）。清德宗（爱新觉罗·载湉）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慈禧太后开始在北京西苑兴建寝宫，打算作为自己卷帘归政之后的冬季颐养之所。这个寝宫，起初并未命名。起初，因为主殿形制为前后进深两卷，所以，在相关图籍中，称之为两卷殿。迟至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四月十八日，在《现修活计簿》中，才把两卷殿的名称改为仪銮殿，并于六月初八日按挂匾额。

据载，仪鸾殿还有新旧之分，因其前后历经两次兴建。旧仪銮殿建于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至十四年（公元1888年），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毁于火灾。新仪鸾殿于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择地另建，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建成。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11月15日），慈禧太后在仪鸾殿后殿福昌殿的躺椅上崩逝。话说，侵略者进入京城之后，德国军队统领留驻在清廷实际掌权者慈禧太后的寝宫。

以男性将领入住女性当政者的寝宫，在有礼仪大访的中国、在男女界限严格的时代、在等级森严的帝国、在皇权威严的满清，这不但是莫大的侮辱，更是天大的讽刺。洋人的军队刚刚进入京城之后，那些躲在教堂之中的人，便开始庆祝重生。这些人，有了洋人军队作为依恃，嚣张无比，兽性大发，一齐出来，屠杀其他民众，用来撒泄前此的教堂被围攻、性命受威胁的愤怒。

当然，须清楚知道，教堂里出来的人，以清廷的民众为主；更应该清楚知道，难些被屠戮的人，也以清廷的民众为主。这种恶行、这种可悲，读历史时，大家可曾注意过？这种恶行、这种可悲，那些谩骂者、诅咒者可曾反思过？

另外，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宗教外衣下的内质，并没有散发神性的光辉、宽容、仁慈……恰恰相反，宗教外衣下的内质，暴露的全都是兽性的暗黑、狭隘、残虐……躲在教堂的人，出来之后的杀戮，堪称残毒。从京城西安门开始，以北延伸到各处的人家，几乎都被那些从教堂出来的、疯狂的人杀戮殆尽了。那些从教堂出来的、疯狂的人杀戮一天之后，到了次日，洋人的军队统领下令，禁止任意杀戮。至此，这场血腥的杀戮才告停止。可是，这个时候，京城已经是尸体堆积如山了。侵略者进入京城的时候，笔记作者陈恒庆也在京师。

当时，陈恒庆在京师的北城看到，那里的各家各户门口都插着白旗，旗上还写着“顺民”两个大字。这个情景，就和当年李自成进入北京，大明江山倾覆时一样。当年，为了不被闯王的人马残害，京城的普通民众就挂白旗、书顺民来保命。不知道，那些谩骂者、诅咒是否明白，历史之前还有历史？洋人军队进入京师之后，划分区域，北城被化作日本的分驻区。日本人进驻以后，马上向北城的住户发布命令，要求大家撤去顺民白旗，而是换成红日白旗，也就是在白布中心上涂抹一个红日，然后当作旗帜一样，插挂在门口。

接下来，就是搜查义和拳众，一直搜查了好几天，才算完事。搜查结束，各处的居民才相对安定下来，不再被大规模、不间断地侵害骚扰了。洋人还在顺天府的官署设置了审判署，并延请瑞瀓前来主持判案。这件事情，后来瑞瀓被超升拔擢，猜想，也多得力于此。那个时候，通衢大道左右两侧，排布陈列着各色的衣服、各式的古董、各样的家具，数量之多，无法计算。

洋人攻破京城当天，沿街的店铺、大型商号、还有京师里的富家贵室，被各类土匪们乘乱抢劫打砸，整个城中的菁华，全部都损耗破毁光了。上等的皮衣、旧时的好瓷器、著名的字画，大都被外国人以低廉的价格收购去了。华商在这次兵祸中购得的物品，大都是中下等的物件。那些个宝贝东西，当日留在京城的京官是没办法购买的，因为他们大都没什么钱，只能眼睁睁看着好器物被人家买走，徒然眼热而已。当然，这一次，京中也有大员留住，没有随圣驾出走。这些人中，有崇中堂、左小侯、怀尚书、世侍郎等，共计有十多人。

这些留京的大员，眼见形势如此，是出走还是继续留守，也都是茫茫然没有主意。洋人的军队统领入侵之后，他们想要最终方向还是议和一路。但是，洋人进驻京城之后，左等右等，等不见清廷大员前来通声气。这种情况，完全在洋人的计划之外，结果，洋人的统领一时半会，还真失了对策，不知道如何下手是好了。猜想，只有议和，洋人才可以索取想要的一切；他们才可以利用直接统治民众的当权者，让当权者代管本土吧！洋人的海关总办赫德，是这一次入侵集团的顾问官进入京城之后，赫德发现后续的行动无法推进。于是，赫德亲自出面，会见清廷总理衙门掌印的普通官员舒龄，并向舒龄转达了侵略者希望议和的意向。

得到洋人表达的讯息之后，舒龄邀请留在京中的朝廷大员，共七八人，来到自己的寓所，商量一起谒见洋人使臣的事情。这些留京的大员，家中基本上也都已经被洗劫一空了，要去谒见洋人，他们怎么说也算是官方身份，当然需要正式一些。可是，洗劫之后，这些大员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找不出来。最后，还是舒龄出手，在自家的衣柜中拿出几件长衫，让大家穿好，然后，步行去见洋人的使臣。洋人使臣见清廷终于有官员来说话了，想着后面的和议就有希望了。所以，他们对前来谒见的官员十分欢迎，并对他们说

如果你们可以请庆（爱新觉罗·奕劻）亲王、李（鸿章）中堂入京的话，和议就可以进行了！”说完，他们还指着所在的屋棚说道：“你们自己看看，这上面有多少枪弹的孔洞，在这次变乱中，我们能够不死，全都是因为幸运啊！”这几位留京的大员在谒见完洋人的使臣代表之后，仍旧回到了舒龄的寓所，一同商议，并拟定奏摺，然后派遣总理衙门的普通官员朴寿带着奏摺，前往行在，上奏主政者。奏摺上呈之后，朝廷下旨，着奕劻回京议和。议和的结果，就是《辛丑条约》的签订。最后，简要说一下八国联军侵略战争与辛丑条约。

八国联军侵略战争。

清德宗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5月28日），以当时的大不列颠与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日本帝国、意大利王国、奥匈帝国为首的八个主要国家，组成联军，对清廷进行武装侵略。公元1900年春，义和团运动成了八国联军侵略战争的导火索。八国联军以镇压义和团为名，行瓜分与掠夺中国之实。侵略的联军总人数前后约为5万人，装备精良，声势浩荡。公元1900年8月14日，清朝的京城彻底沦陷，八国联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抢掠。他们从紫禁城、中南海、颐和园中偷窃和抢掠的珍宝不计其数。著名的万园之园——圆明园继英法联军抢掠之后，此次再遭洗劫，终成废墟。公元1901年9月7日，以《辛丑条约》的签订为结果，战争宣告结束。

辛丑条约。

一、道歉。清廷派醇亲王载沣为头等专使大臣，赴德国对克林德公使被杀一案表示道歉；派户部侍郎那桐为专使大臣，赴日本对日本驻华使馆书记生杉山彬被杀表示道歉；在克林德被杀处所竖立铭志之碑，为各国被损毁之坟茔建立“涤垢雪侮之碑”。

二、惩戒。

对中国政府官员和中国人民的惩戒。规定对中央王大臣处死及永远监禁的有12人；对地方总督、巡抚以下官员处死及革职的百余人；规定“将诸国人民遇害被虐之城镇，停止文武各等考试五年”，附件开列的各省府县地名虽只有46处；由于停止北京会试及山西、顺天乡试，举人以上至进士的高层次考试涉及全国。规定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者加入具有反帝性质的组织，违者一律处斩；地方各省督抚、文武大吏及有司各官，对辖区内发生的排外事件，必须立即弹压惩办，否则即行革职，永不叙用。所有各项惩处规定，须由清政府在全国各府厅州县布告张贴两年之久。

赔款。规定赔款总额为45000万两海关银，年息四厘，自1902年1月1日起，至1940年止，39年内，需付本息银总计982238150两，各省地方赔款2000万两不计在内。

从政治、军事上保证帝国主义列强在华权力。规定在北京建立使馆区并划定使馆区界址，禁止中国民人居住，使馆区由使馆自行管理，并由各国自主“常留兵队，分保使馆”。规定削平大沽炮台及“有碍京师至海通道”之各炮台，并在黄村、廊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皇岛、山海关等12处驻扎各国兵队，“以保京师至海通道无断绝之虞”。禁运军火入境，为期二年，如有必要，亦可续展。

三、修约。

规定“将通商行船各条约内，诸国视为应行商改之处，及有关通商各他事宜，均行议商”，保证列强随时提出修改对华通商行船各条约的权力。

四、外交改制。

规定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按照诸国酌定，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规定变通各国使臣觐见礼节。

五、列国义务

各签约国对清政府承担的义务则只有一项，即“除防守使馆兵队外”，于西历1901年9月17日（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五日）全部撤出北京，“并除第九款所述各处外”，于西历1901年9月22日（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十日）撤出直隶省。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不下雨，地发干，都是教堂遮住天。女无洁意，男不嫌，鬼孩不是人所产。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珠俱发蓝……”

随着义和团运动愈演愈烈，京畿地区的形势越来越乱，各国领事馆纷纷向自己的国家求助。就这样，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为首的联军开始往北京进发，由于人数较少，仅有2000余人，行进到廊坊时被清军和义和团围困，不能动弹。

随后，列强的舰队开始增援西摩尔，炮轰大沽口，几个小时后，大沽口就陷落了。在联军舰队进攻大沽口之前，清廷已经获得消息，开始给 李鸿章 等重臣发电报，要求速速进京。

那么面对着慈禧太后的诏令，以及随后的“战争动员令”，各地大员们为什么大都选择拒不奉诏呢？

一、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探究一下，慈禧太后究竟有没有调地方大员入京？

通过史料记载，可以明确的是慈禧太后确实调过李鸿章入京，但其他地方大员。比如权势最大的湖广总督 张之洞 ，两江总督刘坤一，并没有收到明确要求其入京的诏书。

实际上，慈禧太后给他们的诏书并不是要求他们进京勤王，而更多的是让地方督抚，竭尽全力筹集军饷，以及调派援军。

比如在1900年6月17日，在慈禧太后向十一国宣战的前几天，她就下达了一道谕令：

“着各直省督抚迅速挑选马步队伍，就地方兵力饷力，酌派得力将弁统带数营星夜赴京师听候调用。”

而关于这道命令，其实张之洞组织了两湖勤王军，象征性地派出了两拨人，差不多共5000人，还提供了枪支弹药。由湖南布政使锡良率领，也是这支部队挡住了法军往山西进军。

而两江总督 刘坤一 呢，其实不久前他刚刚经历了一场风波，由于反对慈禧太后立大阿哥。也惹了一些挺慈禧的顽固派大臣的弹劾，由于朝廷要撤他职务，其底下的将领不干了，以武力相逼，让他进京勤王（救光绪帝）：

“ 湘军 统领多人密见岘帅，告奋勇请举义旗勤王，时岘帅已交印，不敢举非常之事，婉谢之，但痛哭而已。”

后来朝廷继续让刘坤一留任，但矛盾却是埋下了，倒不是刘坤一跟慈禧有矛盾，而是底下的人，一旦进了京，很可能会徒生变故。

二、

那么作为地方上最有权势的刘坤一，在八国联军即将进京之前，都做了些什么呢？

实际上在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后向十一国宣战之前，刘坤一诱激了巡阅长江水师大臣李秉衡的进京。

但，在这之前刘坤一就已经在联络张之洞和李鸿章等大臣，搞 东南互保 了。李秉衡当时也是支持东南互保的，但随着京城的诏令越来越多，他开始请求刘坤一出兵北上。

刘坤一无奈，又不敢明着反对李秉衡，于是答应他随后就会出兵，让他先行一步。于是拨给他一些人马，凑够了500人，也有史料说只有200人。

李秉衡是6月20日奉诏进京，带领着这500名卫队，足足走了一个月，从南京跑到了北京。他也成了慈禧太后宣布向十一国宣战后，地方上前来支援的品级最大的官员，让慈禧太后异常高兴：

“著加恩在紫禁城内骑马，并在紫禁城内、西苑门内乘坐二人肩舆。”

紧接着慈禧太后就将京城军队总指挥权也交到了他手上，让他率军抗敌，他也意气风发，弄成了义和团大师兄的装扮出了城，找联军作战。

结果一战就被打的找不到北了，逃到通州后服毒自杀，死时还留下了一封遗书：

“军队数万充塞道途，闻敌辄溃，实未一战。所过村镇则焚掠一空，以至臣军采买无物，人马饥困。臣自少至老屡经兵火，实所未见！兵将如此，岂旦夕之故哉。”

李秉衡死时已经70岁高龄了，这位老人也算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了大清曾经支援冯子材跟法国人打仗，曾经在威海卫带兵跟日本人打仗，这次又在北京郊区跟八国联军干仗，可惜可惜。

三、

那么我们就要分析一下了，如果说6月份之前，京城的局势还没有那么紧张，可是6月21日，慈禧太后已经发布了宣战诏书：

“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彼乃益肆枭张，欺临我国家，侵占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向美利坚开战……向日本国开战！”

总而言之一句话，洋人欺人太甚，尤其欺负我们孤儿寡母，老娘决定跟他们拼了，大清国所有人员，不管男女老少，大家一起上战场杀洋鬼子。

这一下子，本来还在犹犹豫豫不愿意出兵出力的各方大员们，一听慈禧太后这是疯了，纷纷宣布不奉诏：

李鸿章最干脆：

“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张之洞跟慈禧太后的关系相当好，也是不敢奉诏，理由是保住东南：

“臣坐拥东南，死不奉诏。”

刘坤一同样：

“矫诏、乱命、拒不奉诏。”

有些地方大员，甚至都没收到这份诏书，因为当时的邮政大臣盛宣怀就没打算把这份诏书向全国颁布，只告知了几个地方督抚。

连慈禧太后一再催促的李鸿章也磨磨蹭蹭不肯动身，三个月时间才从广州走到了上海，然后就不再动弹了。

《庚子国变》主要讲的就是《辛丑条约》的签订缘由和其中的原委。

众所周知，外交文献《辛丑条约》是中国最为丧权辱国的条约，是中国与十一个国家同时签订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北京的东江米巷逐渐有外国人聚居，成为了东交民巷。这里是外国使馆所在的地方。

庚子国变的主要人物就是慈禧。1898年慈禧废除了光绪的“新政”之后，又想废除傀儡皇帝。但是她的计划遭到各国的拒绝。其实慈禧与外国人的结是很久就有的了，这影响了慈禧以后对外国人的态度。总之来说，慈禧在统治皇朝的整个过程中，首先考虑到的就是自己的利益，她要保住自己的位置，所以在逃亡的过程中，她还每顿还吃着足够很多平民吃几天的食物。

还有一个人物就是李鸿章，初中时学历史知道他签订过一些条约，

：慈禧。

光绪——傀儡皇帝。1898年，慈禧废除光绪“新政”（28岁）。1900年1月，想在农历庚子年废帝，但是各国拒绝。原因：自身利益的考虑，光绪改革会比较开明。朝廷很多人反对，

当心废帝遭致外国人不满。慈禧废帝试想控制政权。加深了慈禧与外国人的矛盾。载漪的儿子没能登上皇位，他不满。

反对同时，外国人要求镇压义和拳和大刀会。甲午战阵后，他们的矛头对向外国人和洋教。教案——中国人打击外教和不法教民。1900年义和团：扶清灭洋。甲午战阵后外国在中国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想瓜分中国——威胁到了慈禧的利益。朝廷相信民心可用，不打击义和团，只是对运动的义和团镇压。各国强烈要求清政府采取措施，否则进行海军联合示威。武装干涉要求被慈禧拒绝，天津大沽口出现了示威的军舰。传教士樊国良的书信引起了大家的注意，11个国家的公使会议说调兵来京，保护教堂，否则要示威，慈禧派人保护教堂。收到谣传的影响，各国人决定调兵进京。在外国兵进京时，大批义和团也进入北京（这是朝中主战派大臣做的） 。从约定的时间表看，局面失控的责任在于列强。西摩尔军队开进北京，京城内中外人的矛盾加深。西摩尔联军在途中遭到阻击，慈禧开始要求李鸿章进京。一方面保护在京洋人，一方面考虑决战。大沽炮台——被攻陷之后，由于信息闭塞，京城还没有讨论出大沽炮台 实践要怎么解决。朝中有两派人：有蠢臣说：“洋兵的脚不能弯曲，只要把他们搬倒就可以。” 天津先爆发战争。清军和义和团阻击外国。紫竹林的洋人求助，主战派的意见占上风。克林德（有外交豁免权）被击毙，是清华战征中级别最高的死了的人。~~~矛盾层层爆发~~清朝军队进攻东交民巷。慈禧颁布宣战诏书，实际是号召大家

1900年夏天，两广总督李鸿章收到慈禧的任命。是北洋水师和淮军的创建者，洋务派代表物。他一开始就说要镇压义和团，但是大家不听。他说自己是一个裱糊将。他预料到国家的命运。还说：“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也。”

据我所知，给八国联军当带路党的，大多是旗人。

至于为什么甘心给八国联军当带路党，是因为那时中国尚未形成民族国家意识。

终清朝一代，都是以满蒙压制汉族。整个国家，除了极少数上层士大夫（比如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藩等人）心中还有一个国家，上到满清皇帝，中间的满蒙贵族，中下层的八旗子弟，下层的汉人百姓，没有人有国家意识。

对于满清皇帝和满蒙贵族们来说，只要能够压制剥削汉人百姓，就可以了，所以才有宁与友邦，不与家奴之类的说法出现并获得叫好。

而被掌握权力的高层视为家奴的汉人百姓，也自然没有为了主子们卖命与外国侵略者拼命的想法。

国家，国家是什么？直到今天，都还有人坚持认为，政府就是国家，国家就是政府。更何况清末？

对于清末的百姓来说，代表国家的皇帝和朝廷不把自己当人（当作家奴），那自己凭什么为他们拼命---------别忘了，早在春秋时期，孟子就认为君视民为草芥，民视君为仇寇是合理的。

请问，如果哪天你听了这种话，说你是家奴、奴才，国家领导们宁与友邦不愿给予你这个家奴，你这个奴才还会不会愿意为了主子们的利益牺牲？

扯淡！我这个极端民族主义者，都会当带路党。

最后，八旗子弟也是满蒙贵族的奴才。这个奴才一词，不是**电视里的喜剧效果，而是真真正正的奴才。

这些奴才平日里饱受主子们（内务府）的剥削，旗饷被克扣，能对主子们心甘情愿才怪呢。有机会，当然会给外国侵略者当带路党！！！

PS:八年抗战中，中国人民虽然没有多少主人翁精神，但是确确实实的努力奋战，并且奇迹般的凭借自己的坚忍和牺牲，获得了艰苦抗战的胜利-------因为当时的中国政府，至少没有将人民当作奴才。

而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出来的坚忍顽强、勇于牺牲的精神，让全世界都为之赞叹，以至于一个弱国穷国，居然成了五大流氓之一。

这里讲到朝廷自经庚子之变，所讲的是清朝末年庚戍之变，当时内忧外患，清政府的腐朽和外国列强的虎视眈眈，所以引用儒家经典《孟子》中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内忧外患，这句经典，当时清政府所记录下来的当时的情况及措施

从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日本在两次侵华战争期间劫掠的中国文物数量到底有多少？从中国劫掠的文物又有哪些？

要给出一个精确的数字，并将劫掠的文物全部一一罗列，似乎不太可能。或许，这将是一个永远无法揭开的谜，也是留给中华民族、炎黄子孙永远的痛。毕竟，被日本公然劫掠、巧取豪夺、敲诈勒索等方式劫掠的文物浩如烟海，即使进行系统统计也难以完全囊括。本网整理这些被掠夺的文物资料，简要梳理出其中较为重要的文物并将其展示出来供网友参阅浏览。

近代日本走上侵略道路后，对于中国以怨报德，狂妄地宣称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威于四方”，于是近邻中国便成了其实现野心的最佳选择。

在对中国的文化侵略方面，日本步西方列强后尘，而且显得更为贪婪，一面肆意摧残我国的文化事业，一面又不惜采用种种卑劣手段，大肆掠夺我国文物，为害尤烈，造成了中国文化遗产的巨大损失。

鸟居龙藏

在1928年以前，日本人在我国调查古代遗迹遗址和盗窃文物的事例，不下几十起。例如：1905年东京大学的鸟居龙藏在辽东半岛及东北地区进行调查和盗掘，一直延续到1911年。京都帝国大学的滨田耕作盗掘了旅顺刁家屯汉墓等。

1928年5月3日，日本出兵侵占济南，在济面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5月11日，济南沦陷。日军除了烧杀奸*外，还强行将济南附近临淄县龙泉寺的2尊北齐石佛、2尊北齐菩萨雕像和2块石碑运到淄河店车站，准备在这里装上火车运往青岛，再从青岛装船运往日本。

1933年，日本山中商会的老板山中和北京分店经理高田勾结北京古玩奸商倪玉书，又做下一宗极其肮脏的买卖，对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的石雕进行肢解、劫掠。

1931年9月18日后，在日军侵占的中国领土范围内，一些日本考古团体、大学研究机构及个人随之而来，进行“老古调查”和盗掘，有些盗掘甚至于是在日军的直接保护下进行的。

1931年至1934年，日本人原田淑人等领导的考古队，盗掘了黑龙江宁安县西南东京城镇的原渤海国都城上京龙泉府遗址，其中宫殿遗址6处、古寺遗址1处，陵墓遗址1处及禁苑、外城遗址数处，劫走一批珍贵文物。

1937年夏，原田淑人、驹进和爱带领考古队，以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名义，盗掘了元上都遗址(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劫走一批出土文物，入藏于东京大学考古学研究室。

同年，黑田源次盗掘了抚顺大官屯辽代瓷窑遗址，劫走大批辽瓷标本。

1937年12月，日军侵占南京后，日本人的盗掘活动向我国南方发展。笔者曾查阅到一份日文资料，1938年由庆应义塾大学出版的《江南踏查》报告书，著者为松本倍广。在这份报告书的序中写道：昭和十二年(1937年)南京陷落，为了适应时局的发展，急需快速向中国派员进行学术调查以及古文化遗变的发掘。为此，1938年5月庆应义塾大党派有了三个“学术旅行队”，一队由大山柏率领赴北京、彰德、大同方向；一队由柴田常惠率领赴中国中部；第三队是松本信广等赴中国江浙地区。

该报告书详细地记录了松本信广、保坂三郎、西冈秀雄，于1938年5月从东京出发，到达南京后，在日军的护卫下，调查劫掠了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古物保存所、六朝墓、西湖博物馆，挖掘杭州附近古荡石虎山遗址以及吴兴钱山漾遗址等活动。报告书中附有松本“旅行队”活动的照片，在发掘现场，日军荷枪实弹站在周围警式，如临大敌，充分暴露了他们无视中国主权、肆意盗掘的丑恶嘴脸。

报告书的最后一部分是这次江南调查劫获文物的目录和实物照片，共计129件，其中不少是非常珍贵的文物，如有孔石斧、玉戚、战国蟠螭纹有盖鼎、商周青铜戈、汉唐铜镜、良渚文化黑陶杯、汉代陶奁、女陶俑、越窑青瓷四耳罐、蚁鼻钱、五铢钱泥范、太平天国“天朝南昌宣抚使韦”印等，这些珍贵文物全部被劫往日本，入藏于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

以图书为例，如北平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杭州浙江省图书馆等，这些图书馆收藏丰富，且多善本精抄，结果多遭劫掠。

如在南京，1938年3月起，日本上海派遣军动用了367名士兵、220名特工人员，抓来830名国人当苦力，劫掠南京图书文献。参与其事的还有满铁调查部、东亚同文书院等处的工作人员。被劫掠的单位包括中央研究院、中央图书馆、省立国学图书馆等。被劫走的图书共计88万册，比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帝国图书馆藏书还多3万册。这些图书文献，日军用卡车搬运了310辆次才搬完，后来全部被劫走。不但公家图书遭到劫掠，一些私人藏书家的古籍善本亦遭劫掠，如南京有名的私人藏书家卢冀野、古筱轩等，他们收藏的名遗善本，或被劫走，或被烧毁。此外，中央图书馆移藏香港冯平山图书馆中四库全书等珍本也被劫运日本。据1946年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公布的数字，八年抗战中，被日军抢劫和焚毁的南京图书，总计达1815箱、2859套、148619册，其中不少是极为珍贵的古籍善本。

另一个令人心痛的例子是著名实业家、藏书家张元济在上海创办的东方图书馆被毁。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前，该馆藏书已逾50万册和收藏、照片5万余枚，其中善本书就有3745种，共计35083册；加上当时尚未整理的购自场州何氏4万册藏书中的善本，善本书的总数达5万册，其中海内孤本和精品约500种共5000余册。

关于中国图书损失的数量，据国民政府教育部1938年底统计，中国抗战以来图书损失至少在1000万册以上。1943年前，美籍人士实地考察，估计中国损失书籍在1500万册以上。

其间，中国的博物馆也大量被侵华日军或炸毁或劫夺，如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两批文物被劫，北平研究院在宝鸡发掘所获文物分藏北平部分被盗300多件，日伪先后从故宫[微博]博物院运走铜缸66口，铜炮一尊，铜灯亭91件等。更可恶的是，1942年伪北平市署搜刮故宫金缸的金屑，供日本侵略军用，简直达到肆无忌惮的地步。博物馆文物藏品大量被劫，对中国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失。据1946年中国代表团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大会递交的一份材料说：“全国博物馆，战前计有37所，工作人员110人。战争起后，故宫博物院所藏之文物珍品多迁至四川贵州各地妥藏。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亦迁四川李庄继续筹备。各省设立之博物馆则以战事影响，大多停办。1944年统计，全国仅存博物馆18所。”幸亏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不少文物珍品及时南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设想！

日本侵华期间，经调查还有以下一些重要文物被劫的情况：

如原存于北京协和医院实验室中的“北京人”化石，在1942年日军侵占期间突然失踪，造成世界科学史上的重大损失。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两批珍贵文物被劫，一是由我国著名女考古学家曾昭橘在南京所藏的古物85件又一箱，其中有南齐刻石佛一尊(栖霞山齐塔寺内出)、山西赵城县佛寺壁画4块、乾隆五彩瓷器等物8件；另一是日本在北平劫走由王振铎保管的宋至清代瓷器、绣花屏风等古物88件。

日军劫走收藏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大批公私文物，古物玉器金石约50余种。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后，中国人民要求尽快追索被劫文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我国虽然索回部分被劫文物，但所索回的与实际被劫数字有天渊之别。即使与国内调查后有案可据的数字，被劫书籍300万册，重要文物15245件相比，索回的也相差甚巨。

甲午后流入日本珍贵文物曝光 被掠夺15245件

专家学者指出，从甲午到抗战胜利，正是中国遭受日本欺凌、劫掠最为严重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流入日本的中国文物，大都是通过劫掠、抢夺等非法、非正常途径；其次，这些文物等级很高，均为高品级的珍稀文物。

甲午以后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被日本劫夺的中国甲骨、石器、铜器、刻石、陶瓷、古玉、丝绣、书画、写经、拓本、杂物、古籍等类中国文物15245件。

百年战乱 谁成为掠夺中国国宝最多的国家

中华5000年的文明，有多少物质财富让众列强心生觊觎。自鸦片战争后的百余年间，大批国宝级文物被掠夺，至今流失海外。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在世界上47个国家超过200家博物馆中，就展示着160多万件中国国宝，而散落在海外民间的中国国宝更是不计其数。而日本是掠夺中国文物第一个也是最贪婪的那个国家。

日本开始掠夺中国的国宝始于明代的倭寇，算起来日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侵略中国的国家，大和民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侵略中国的民族。当然倭寇掠夺的文物数量不多，价值在当时也不算太大。

日本真正开始大规模的掠夺中国文物是在八国联军侵华时期，将司令部设在北海静心斋，大肆抢掠北海文物，万佛楼内大小1万尊金佛被系数掠走。清末民国之时中国一片混乱，加之尚无文物保护制度，导致大量文物流失到海外。敦煌发现的4万件古代文书，其中约有1000卷流入日本，收藏在龙谷大学、大谷大学、天理大学、东京国立博物馆等，基本都是大谷光瑞探险队的橘瑞超等人勾结道士王圆箓运到日本的。

中国文物的最大浩劫就是日本侵华战争时期，自1931年到1945年。大半国土沦陷，除了中国的各种资源外，价值最大的就是中国文物。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政府统计被日本掠夺的文化财产共1879箱，360万件，破坏的古迹达到741处。而流失民间的文物已经无法估计了。流失海外的3万枚甲骨片，就有13万枚被掠至日本。中国作为战胜国，仅仅收回了从周口店出土的10箱化石、35万余册古书以及张学良将军收藏的绢制古画58卷。

日军全面侵华时期，对中国文物的摧毁更是影响深远，日军甚至于1939年将雍和宫前3座牌楼的金丝楠木大柱更换成水泥柱，导致牌楼光辉顿减，而将换下的楠木柱运到日本，据说用其在名古屋建立了几座居室，由此可见日军对中国文物掠夺的一斑。

现代统计海外失落名画已查录的有23万件，其中在日本的就有1/3。

在东京国立博物馆的9万多件藏品中，包括上万件中国文物，上自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玉器、唐宋元瓷器，下迄清代的瓷器字画，可谓无所不包。目前在该馆网站上亮相的中国国宝或重要文化财产等文物有143件(其中汉朝以前11件、魏晋南北朝时代21件、宋朝45件、元朝19件、明朝31件、清朝 16件)。其中包括商代后期的石雕怪兽，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唐朝的海矶镜，宋代米芾、朱熹、黄庭坚的真迹书法，明清时期的玉器、瓷器等。只有极少数的文物注明了是由某某人捐赠，大多数则并未标明来历。

马远的《洞山渡水图》《寒江独钓图》，梁楷的《雪景山水图》《李白行吟图》《六祖截竹图》、李迪的《红白芙蓉图》等等都是旷世名作。此外，日本各地的博物馆中，中国的文物珍品也是数不胜数，日本1000多座公私博物馆几乎都有中国藏品，数量应该在数十万件。

《丧乱贴》

日本皇室收藏的王羲之的《丧乱帖》。因世人绝少得见原作而真假莫辨。有专家指出，如果“书圣”王羲之尚有一件真迹存世，非《丧乱帖》莫属。这件“宝物”是1300多年前的奈良时代传到日本的，虽然有人说是鉴真大师东渡时带来的，但是并没有确凿证据。此外有王羲之的《孔侍中帖》，收藏在东京前田育德会，被列为日本国宝。

分别存放于日本不同博物馆的王羲之《妹至帖》《定武兰亭序》《十七帖》《集王圣教序》还有前凉时代的《李柏尺牍稿》是京都西本愿寺宗主大谷光瑞派遣的探险队上世纪初在新疆塔里木河支流孔雀河流域发掘出土的，由于是与王羲之同代的作品，被认为对了解王羲之书法的真实面目具有重要意义，现在收藏在京都龙谷大学学术情报中心大宫图书馆。欧阳洵《化度寺碑》(翁方纲本)是唐拓孤本，现收藏在京都大谷大学，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和褚遂良的《孟法师碑》也是唐拓孤本，现在收藏在三井纪念美术馆。

流失故事：据《日本侵华对文物的破坏》一书作者孟国翔介绍，战后日本归还了一部分战时掠夺的文物，有158000多件，其中有2000多件是比较珍贵的，但这只是很少的部分。此后由于多种因素我国没有再继续追讨。

中华国宝：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东洋馆又称亚洲文物陈列馆，1968年正式开放，设10个陈列室，分综合陈列、中国艺术等部门，每年只轮换展出馆藏品中的一小部分。一号展厅是名为“中国雕刻”的特别展览，26件南北朝与唐代的文物，大部分是来自陕西、山西、河北等地的石佛。此外，东洋馆一层还有一些特别专题，展示中国文物与东南亚文物之间的文化渊源，比如铜鼓、青花瓷。

东洋馆的第二层可以说就是中国专馆，一共五个陈列室，其中四个为中国考古，剩下一个是中国绘画书法。中国考古的第一陈列室是从新石器时代到汉代出土的早期文物，一共111件展品，涵盖了骨器、石器、陶器、玉器、青铜器等品种。陶器部分，历史脉络清晰，纵向延伸完整。玉器部分，既有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的玉斧、玉璧、玉环、玉饰，二里头文化(公元前2000年)的玉刀，也有商周时期的饕餮纹佩玉、龙纹佩玉、玉龙、玉鱼、玉鸟，战国时代的琉璃象嵌玉、夔龙纹玉等。

“中国考古”的瓷器陈列室一共有33件从三国时期到唐代的加釉彩陶器及43件宋代到清代的瓷器。尤其是元、明、清瓷器陈列，几乎就是一部景德镇陶瓷发展史。此外，这里还单独辟出清代犀角、中国漆工等专题展览。

《大报贴》

在中国绘画书法陈列室中，就包括南宋李生《潇湘卧游图卷》、南宋李迪《红白芙蓉图》、南宋梁楷《雪景山水图》和元代因陀罗《禅机图断简寒山拾得图》等名作，其余珍贵绘画还包括南宋马远的《洞山渡水图》，明代朱端的《寒江独钓图》，清代赵之谦的《花卉图》等。而书法作品则囊括了黄庭坚、朱熹、赵孟頫、八大山人、郑燮等名家。

2006年3月13日，“书圣”王羲之传世作品中最为精彩的《丧乱帖》，亮相上海博物馆，这是由日本宫内厅皇室收藏、时隔1300多年后首次归国“省亲”。

慈禧宣战的时候，八国联军已经攻下大沽炮台，慈禧以为洋人要她归政光绪，慈禧态度作出一百八十度转变，转为支持义和团及向洋人开战。命刚毅、载漪、载勋、载濂、载澜统领义和团，任载勋为步军统领九门提督。 庚子事变 1899年12月30日（农历十一月二十八日），山东肥城发生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卜克斯被杀案件，在西方各国连续抗议后，毓贤被清廷免职。(其实毓贤已派兵亲自平乱，捉拿匪徒，并擒斩匪首朱红灯，其余匪徒或下狱或遭处斩，并将匪徒所在地的村保、里正行问罪之事，将村保、里正各打300大板，行连坐处分。)毓贤离职后到北京觐见慈禧太后，向她提出招安义和团；之后获得调任山西巡抚 [15] 。新任山东巡抚袁世凯带领北洋新军在山东大力镇压义和团，迫使一部分义和团逃入直隶境内。 1900年1月24日，溥俊受诏入宫，封为 大阿哥 ，但外国公使均不承认。戊戌政变后完全控制朝廷的慈禧，对西方反对她废黜光绪感到十分不满。 中外关系趋于紧张。 1900年1月，慈禧不顾西方外交人员的抗议，发布维护义和团的诏令。直隶总督裕禄于是由本来剿灭义和团，转变成扶助义和团。除了向团民发放饷银外，裕禄还邀请义和团的首领大师兄曹福田到天津开坛聚众。于是山东的拳民涌入直隶。由天津至涿州、保定都有拳民起坛请神、烧教堂、杀洋人、杀清军、并到处毁坏铁路及电线杆等洋物。 5月27日三万拳民占领涿州。 5月28日，英国全权公使窦纳乐（Claude Maxwell MacDonald 有感使馆区有危险，要求泊在大沽附近的17艘外国战船增援。337名外国水手及陆战队员于5月31日登岸，乘火车于当晚抵京，防卫使馆区。另外89名德国及奥国陆战队员于6月3日抵京。 [16] 6月6日，慈禧派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刚毅和顺天府尹赵舒翘到涿州调查。义和团首领李来中向刚毅等表示义和团只反洋人，不反朝廷。结果刚毅回京后，向慈禧报告“拳民忠贞，神术可用”。朝中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亦主抚义和团，向洋人开战。 6月9日，慈禧从颐和园回宫，并调董福祥的武卫后军进城，驻扎在永定门内。董军中不少士兵参加了义和团。董福祥还与义和团首领李来中结拜兄弟。 6月10日，慈禧委派端郡王载漪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义和团拳民于同时开始大举入京。最多时北京的拳民超过十万。是日起，北京外国使馆对外通讯断绝。 6月11日，日本驻华使馆书记杉山彬在永定门内被刚调入京的董福祥甘军所杀 ，被开腹剖心 [16] 。驻天津的各国领使组织二千人的联军，由英国的海军司令西摩尔(Edward Seymour)带领，乘火车增援北京十一国公使馆。因为铁路被拳民破坏，西摩尔受阻于天津城外的杨村、廊坊一带，与清兵及义和团展开战斗不利，退回城中，致使第一次试图解除清兵和义和拳民对公使馆的围困失败。该战事被清政府及义和团认为是一次抗击外敌的重大胜利，并被命名为“廊坊大捷”。 6月13日，义和团进入内城，当天烧毁孝顺胡同亚斯立堂、双旗竿（今外交部街西口外）伦敦会、八面槽（王府井）天主教东堂、灯市口公理会、东四五条西口的美国福音堂、交道口二条长老会、鼓楼西鸦儿胡同长老会、西直门内天主教西堂、西四羊肉胡同基督教堂、石驸马桥安立甘会、宣武门内天主教南堂共11所教堂。有3200名天主教徒逃入（有42名法兵保护）天主教北堂，2000多名基督教徒逃入东交民巷的使馆区。拳民在北京放火烧掉教堂和一切与西洋有关的事物。 6月15日，军机处曾一度传旨，令在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及山东巡抚袁世凯速入京。 6月16日，义和团烧毁前门老德记西药房，而附近约千家(一说四千家 [4] [2] )商铺受波及而被烧成废墟，正阳门楼、北京24家铸银厂也遭烧毁。拳民同时四处破坏教堂攻击教民，庄王府前大院被当成集体大屠杀的刑场。除了屠杀教民外，义和团更滥杀无辜，诬指许多市民(包括许多妇女小童)为白莲教而烧死戮死，如据当时目击者记载：“乡民适趋市集，七十余人悉絷以来；伪饰优伶冠服儿童戏物，指为白莲教；下刑部一夕，未讯供，骈斩西市。有妇人宁家，亦陷其中，杂诛之，儿犹在抱也” [1] ；也有被公报私仇而杀者，如扶持义和团的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的好友副都统神机营翼长庆恒一家大小十三口因被寻仇于七月初被全部杀害。 [2] 而义和团民的不同派别也互相武斗残杀。义和团、京师禁军和甘军也肆意奸杀妇女，不计其数 [3] 。除了屠杀奸*外，义和团及清军也掳掠洗劫商户平民，并将赃物公开拍卖。当时的权贵之家也不能幸免，如吏部尚书孙家鼐、大学士徐桐的家都被抢掠，徐桐(时年八十)更被义和团民拖出批斗。 是日慈禧召开御前会议后，一度发出勒令解散拳民的上谕。 6月17日联军攻占大沽口炮台。慈禧收到此消息的同时，得到虚假情报，以为外国的要求她归政于光绪 [3] 。慈禧态度作出一百八十度转变，转为支持义和团及向洋人开战。命刚毅、载漪、载勋、载濂、载澜统领义和团，任载勋为步军统领九门提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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