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责*,圣哲*出自哪里

正责*,圣哲*出自哪里,第1张

屈原在《离骚》里说到“美政”理想,“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惟圣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他“哀民生之多艰”,“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九章•抽思》)。这实际上是古代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思想的发展,就是要看能否解决民生疾苦问题,能否致民于康乐之境。这也就是“灵均”的意思。

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说:“屈原者,名平”,而屈原在其《离骚》中又称:“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于是人们历来都把这“正则”和“灵均”也当作屈原本人的名和字,许多诗文里都直呼“屈灵均”,其实是错误的。

这错误的原因,是人们把《离骚》中的“余”和屈原本人完全划等号了,这是不对头的。我们说,《离骚》确实具有屈原自传自白的性质,但作为一篇诗歌里的主人公,他已经成为一个诗化了的艺术形象:他不仅有作者现实的身影,也是作者精神理想的化身。那么,“正则”和“灵均”就是这篇诗歌主人公的名和字,当然是不能当做作者本人的名字看待的。

关于这个问题,过去也有学者明确指出过。比如游国恩就认为,《离骚》多用比兴、隐喻的手法。战国时象庄子的作品,造作名号,而暗中别有寓意者极多,所以可以肯定地说“正则”、“灵均”并非屈原的名字。毛庆在《诗祖涅槃•屈原和他的诗》里说:“‘正则’、‘灵均’是暗示‘平’和‘原’的隐语,并非屈原的真实名字。而郭沫若认为,“正则”和“灵均”是屈原的化名。

当然,正如历来许多注家所说,“正则”和“灵均”与屈原的本名“原”和“平”是有联系的,是一种同义的隐喻性表述。朱熹在《楚辞集注》中说:“高平曰原,故名平而字原也。正则、灵均各释其义,以为美称耳。”洪兴祖在《楚辞补注》中说:“正则以释名平之义,灵均以释字原之义。”认为“正则”、“灵均”隐喻“平”、“原”的意义。王夫之在《楚辞通论》中认为:“平者,正之则也;原者,地之善而均平者也。隐其名而取其义,以属辞赋体然也。”

最值得重视的是王逸在《楚辞章句》里的解释,他说:“正,平也;则,法也;灵,神也;均,调也。言正平可法则者,莫过于天;养物均调者,莫过于地。高平曰原,故父伯庸名我为平以法天,字我为原以法地。言己上能安君,下能养民也。”他的意思是说“正则”、“灵均”隐喻着某种很崇高人生和社会的意义,平正是天的象征,原均是地的象征。

由此可见“正则”、“灵均”是美名、美字,是一种“嘉名”,而且是《离骚》主人公精神理想的高度概括。“正则、灵均”的含义是为人正直、正派,为政公平、公正。屈原在《离骚》里通过这样的艺术手法表达自己为人处世的境界和社会理想追求,是一种比喻、一种象征,而不是真的把自己的名字写进诗中了。

而屈原在《离骚》中,对“正则”和“灵均”的崇高意义也有许多明确的表述。

比如他说,“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耿介”意即光明正大、刚正不阿。屈原主张敢于坚持真理,不向邪恶势力低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他说,“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所谓“举贤授能”,就是不分贵贱,把真正有才能的人选拔上来治理国家,反对世卿世禄,限制旧贵族对权位的垄断。他还以奴隶傅说、屠夫吕望、商贩宁戚的历史事迹为例,说明了不拘身份选拔人才的合理性。所谓贤臣,则以伊、傅、吕、宁为楷模,而不以贵胄为对象。这就是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的意思。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就是修明法度,即法不阿贵,限制旧贵族的种种特权。这也就是“正则”的意思。

因为佛教与世间学问学术不同,是要回归自性,下手处在破除妄想分别执着心,而世间学问是正好相反,以意识心去分析研究,以逻辑去认证。所谓心外求道者。

康有为: 佛学之博大精深,虽有圣哲无所措手,其所包含尤为深远

清末状元夏同和,初读 ‘识论’,谓有如月下看花,再读述记,如堕如五里雾中。故学者若不专业研究,莫不半途而废,不能竟卷也。

梁启超谈佛教:实相毕竟如何,我便不敢插嘴了。。。

鲁迅: 释迦牟尼真是伟大的圣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的启示了,真是伟大的圣哲

章太炎: 佛教的理论,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智人不能不信通彻上下,这是最可贵的

郭沫若先生有一幅楹联“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这十六个字把杜甫其人其诗基本上概括了。因为他替人民说话、说真话,所以他的诗是一部史诗,它反映了世上疮痍,反映了民间疾苦,所以他成为诗中的圣哲,成为笔底波澜。上句评人,下句论诗。上句“疮痍”既是是指杜甫历尽世事沧桑,一生不得志,最终贫病而死的人生经历,又是指杜甫经历的战争--安史之乱。“诗中圣哲”则化用人们普遍认同的“诗圣”称号。下句“民间疾苦”是说杜甫的诗内容广泛涉及并反映民间疾苦。“笔底波澜”不但是说杜甫笔底波澜壮阔,诗歌艺术价值极高;还反映了杜甫的情感倾向,即关注民生,与民同悲,哀民所哀,因此而情感波澜。

要搞清楚这里的圣哲是怎么定义的,评价标准是什么。比如按儒家的“仁且智”为标准的话,其他几位能不能称圣恐怕就有待商榷了。我个人看法是:他列的这些人之间不考虑高低,只是分别在希腊文明、希伯来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里找出一个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人物。那么回到题主的问题,在中华文明这里,为什么孔子被选入了,而老子没有被选入。原因很简单,儒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流,而儒者皆以夫子为圣,这跟老子孔子二人的境界高低无关。

释迦牟尼、孔子、苏格拉底、耶稣 这四位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下清宫。又名青牛观。位于洛阳上清宫森林公园下岭。正是洛阳八景中“邙山晚眺”的立足点,整个宫观被揽在邙山镇岳村襟怀之内。其山门南边是建华玻璃厂,其后墙北边不远处就是上清宫。 山门前有广场,水泥铺地,甚是阔大,看样子是停车用的。靠广场南侧,新移来一座道士塔,约三层楼高。道长说,这塔本来就是属于下清宫的,后来连同地皮被别的单位圈了去,去年市里进行协调,把此塔移了过来,物归原主。 山门并不高大,朱门红墙,歇山式,黛色瓦,门洞两层,娇小玲珑,却十分紧凑。当门楹柱上有一副对联,上联:紫气氤氲混元洞洞天福地地泽万物;下联:祥云缥缈下清宫宫观传道道济来生。一看对联的用语和用典,便知与老子有关了。

原文驽缓多病,百无一成;军旅驰驱,益以芜 丧乱未平,而吾年将五十矣。往者吾读班固《及为文渊阁[6]直阁校理,每岁二月,侍从宣宗皇帝[7]入阁,得观《其富过于前代所藏远甚,而存目之书数十万卷,尚不在此列。呜呼!何其多也!虽有生知之资[8],累世不能竟其业,况其下焉者乎!故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要在慎择焉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9],乃择古今圣哲三十余人,命儿子纪泽图其遗像,都为一卷,藏之家塾。后嗣 昔在汉世,若 习其器矣[14],进而索其神,通其微,合其莫[15],心诚求之,仁远乎哉?国藩记。尧舜禹汤,史臣记言而已。至文王拘幽,始立文字,演《周孔代兴[16],《

》炳着,师道备矣。秦汉以来,孟子盖与庄、荀并称。至唐,韩氏[17]独尊异之。而宋之贤者,以为可跻 后之论者,莫之能易也。兹以亚于三圣人后云[19]。左氏传经 太史公 吾观子长所为《班氏闳识孤怀[23],不逮子长远甚。然经世之典,《岂与夫斗筲者[25]争得失于一先生之前,姝 诸葛公 陆敬舆 范希文 其以道自持,蔚成风俗,意量亦远矣。昔

、而 以予观四贤者,虽未逮乎伊、吕,固将贤于董子。惜乎不得如刘向父子而论定耳。自 后世君相师儒,笃守其说,莫之或易。乾隆中,闳儒辈起,训诂 摈 而笃信五子者,亦屏弃汉学,以为破碎害道[39],齗齗 吾观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于洙泗[41],何可议也?其训释诸经,小有不当,固当取近世经说以辅翼之,又可屏弃群言以自隘乎?斯二者亦俱讥焉。西汉文章,如 此天地之义气也。刘向、

之渊懿[44],此天地温厚之气,得于阴与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气也。东汉以还,淹雅[45]无惭于古,而风骨少隤 韩 欧阳 文章之变,莫可穷诘[50]。要之,不出此二途,虽百世可知也。余钞古今诗,自魏晋至国朝[51],得十九家,盖诗之为道广矣。嗜好趋向,各视其性之所近,犹庶羞[52]百味,罗列鼎俎 必穷尽天下之佳肴,辨尝而后供一馔 庄子有言:「大惑者,终身不解;大愚者,终身不灵。[55]」余于十九家中,又笃守夫四人者焉。唐之

黄 余惧蹈庄子不解不灵之讥,则取足于是,终身焉已耳。司马子长网罗旧闻,贯串三古,而 马端临 百年以来,学者讲求形声故训[62],专治《吾以许、郑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马辨后世因革之要,其于实事求是一也。先王之道,所谓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秦灭书籍,汉代诸儒之所掇 郑康成 杜君卿 有宋张子、朱子之所讨论,马贵与、

(ㄐㄧㄥ京) 我朝学者,以 国史《吾读其书,言及礼俗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厥后[71] 而 吾图画国朝先正遗像,首顾先生,次秦文恭公,亦岂无微旨哉!桐城 然姚先生持论闳通,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王氏父子[75],集小学训诂之大成,敻 故以殿焉。

姚姬传氏言学问之途有三:曰义理,曰词章,曰考据。戴东原氏亦以为言。如文、周、孔、孟之圣,左、庄、马、班之才,诚不可以一方体论矣。至若葛、陆、范、马,在圣门则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张、朱,在圣门则德行之科也,皆义理也。韩、柳、欧、曾、李、杜、苏、黄,在圣门则言语之科也,所谓词章者也。许、郑、杜、马、顾、秦、姚、王,在圣门则文学之科也。顾、秦于杜、马为近,姚、王于许、郑为近,皆考据也。此三十二子者,师其一人,读其一书,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若又有陋于此,而求益于外,譬若掘井九仞 其庸有当乎?自浮屠氏[78]言因果祸福,而为善获报之说,深中于人心,牢固而不可破。士方其占毕咿唔[79],则期报于科第禄仕;或少[80]读古书,窥著作之林,则责报于遐迩之誉[81],后世之名;纂述未及终编,辄冀得一二有力之口,腾播人人之耳,以偿吾劳也。朝耕而暮获,一施而十报 禄利之不遂,则徼 甚者至谓孔子生不得位,殁而俎豆之报[84],隆于尧舜。郁郁者以相证慰,何其陋欤!今夫三家之市[85],利析辎(ㄗ资)铢[86],或百钱逋

货山积[89],动逾千金;则百钱之有无,有不暇计较者矣。富商大贾,黄金百万,公私流衍 均是人也,所操者大,犹有不暇计其小者;况天之所操尤大,而于世人毫末之善,口耳分寸之学,而一一谋所以报之,不亦劳哉!商之货殖同、时同,而或赢或绌 古之君子,盖无日不忧,无日不乐。道之不明,己之不免为乡人,一息之或懈,忧也;居易以俟 自文王、周、孔三圣人以下至于王氏[94],莫不忧以终身,乐以终身,无所于祈,何所为报?己则自晦,何有于名?惟庄周、司马迁、柳宗元三人者,伤悼 然彼自惜不世之才,非夫无实而汲汲[97]时名者比也。苟汲汲于名,则去三十二子也远矣。将适燕晋而南其辕[98],其于术不益疏哉?「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三十二人[100],俎豆馨香。临之在上,质[99]之在旁。」[2]魁儒:大儒。绪:事业。

[3]艺文志:中国最早的图书总书目。马氏:马端临,宋朝学者。经籍考:为马氏文献通考中的一章。[4]猥多:众多。猥:众多。[5]昭昭:明白显著。[6]文渊阁:位于北平旧紫禁城内东南隅的藏书阁。清乾隆三十九年建,专藏四库全书。[7]宣宗:清宣宗爱新觉罗.旻宁,通称道光帝(1782—1850)。[8]生知之资:生而知之的资质;指天生聪颖。[9]不逮:无法达到。逮:及。[10]嗣:后代子孙。[11]广心:贪心。博骛:指泛读各书。骛:放纵的追求。[12]斯文:学术文化。[13]武梁祠:位于山东省嘉祥县武宅村,建于汉桓帝元嘉元年(151年)。鲁灵光殿:汉代著名宫殿名。在曲阜(今山东曲阜)。也简称「鲁殿」。[14]器:器宇;指外表形貌。[15]莫:通「寞」;死者精神虚无寂寞,故称莫。[16]周孔:周公、孔子。[17]韩氏:指韩愈。[18跻:登。尼山:指孔子。尼丘:位于山东曲阜,后人以尼山为孔子代称。[19]三圣人:周文王、周公、孔子。[20]左氏:春秋末年左丘明,作《左传》。[21]浮于质:超过事物的本质。[22]太史公:司马迁,字子长,西汉人,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史记》作者。[23]闳识孤怀:见识高远;怀抱耿介。[24]粲然:鲜明、清楚。

[25]斗筲:比喻才短量浅的人。斗:量器,容十升。筲:竹器,容一斗二升。[26]姝姝:自满貌。[27]陆敬舆:陆贽;唐德宗时宰相。[28]峻坂:陡坡。亦作「峻阪」。[29]范希文:范仲淹。司马君实:司马光。遭时差隆:所处的时代较为隆盛。[30]孤诣:独特的造诣。[31]刘向:字子政,本名更生。西汉学者,编《战国策》。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西汉思想家。主张「独尊儒术,罢黜百家」。[32]伊、吕:伊尹、吕尚。管、晏:管仲、晏婴。[33]刘歆:刘向的儿子,王莽时代为国师,着有七略,为中国目录学之始祖。渐:浸润。[34]游、夏:子游、子夏。[35]周子、二程子、张子:朱熹、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36]训诂:指解释古书中词句的意义。训:指用较通俗的话去解释某个字义。诂:指用当代的话去解释字的古义,或用普遍通行的话去解释方言的字义。[37]徽志:标志。[38]摈:排斥。有宋五子:周、二程、张、朱。[39]破碎:指考据之学流于支离琐碎。[40]齗齗:争辩的样子。[41]洙泗:洙水和泗水。古时二水自今山东省泗水县北合流而下,至曲阜北,又分为二水,洙水在北,泗水在南。春秋时属鲁国地。孔子在洙泗之间聚徒讲学。故以洙泗代称孔子。[42]子云、相如:扬雄、司马相如。[43]遒劲:强劲有力。[44]渊懿:渊深美好。

[45]淹雅:深雅。[46]隤:坠落。[47]韩、柳:韩愈、柳宗元。[48]欧阳氏、曾氏:欧阳修、曾巩。[49]匡、刘:匡衡、刘向。[50]穷诘:研究透彻。[51]国朝:本朝。[52]庶羞:各种美味。[53]鼎俎:烹煮切割的器具。[54]哜:尝食、尝滋味。[54]一馔:一餐。馔:吃喝、饮用。[55]大惑者,终身不解;大愚者,终身不灵:语出《庄子天地》,成语「大惑不解」即出自此语。[56]李、杜:李白、杜甫。苏、黄:苏轼、黄庭坚。[57]三古:上古、中古、下古。八书:史记分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书有八篇。[58]班氏:班固。作《汉书》,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59]断代为书:汉书为断代史,只记西汉一朝。[60]杜氏:杜佑,着通典二百卷,详载唐代以前的典章制度。[61]郑《志》:郑樵,南宋学者,着有通志二百卷,其中二十略与杜佑通典,马端临文献通考,并称三通。[62]形声故训:形声:六书之一。指字由「形」和「声」两部分合成,形旁有关意义,声旁有关读音。训诂:见[36]。[63]许:许慎,东汉学者,着有说文解字。郑:郑樵。杜、马:杜佑、马端临。[64]掇拾:采取。[65]郑康成:郑玄。[66]杜君卿:杜佑。

[67]八代:指的是东汉以来的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或指很长的时间。[68]马贵与:马端临。王伯厚:王应麟。[69]兢兢:小心谨慎的样子。[70]褎然:美好出众的样子。[71]厥后:以后。[72]张蒿庵:张尔岐(1612一1677)明清之际学者、教育家。字稷若,自号蒿庵居士。[73]江慎修:江永,清朝学者。戴东原:戴震(1724-1777),字东原。[74]姚鼐姬传:姚鼐,字姬传,桐城派的代表人物。王念孙怀祖:王念孙,字怀祖,工声韵训诂之学。[75]王氏父子:王念孙、王引之。[76]敻:遥远。[77]仞:古代计算长度的单位。八尺为一仞。[78]浮屠氏:佛教。[79]占毕:简策。古代用竹片或木条所编成的书本。咿唔:读书声。[80]少:稍。[81]遐迩:远近。[82]沽酒市脯:买酒买肉。沽、市:买。脯:干肉。[83]徼幸:获得意外的成功或幸运的免于灾难。亦作「侥幸」、「侥幸」、「儌幸」、「徼幸」。[84]俎豆:俎和豆。古代祭祀﹑宴飨时,用来盛祭品的两种礼器。引申为祭祀﹑奉祀。[85]三家之市:指小市集。[86]利析辎铢:斤斤计较。锱铢:锱与铢都是极小的计算单位,用以比喻极细微。[87]逋负:拖欠债务。[88]阛:市街的墙壁。

[89]瓌货:珍奇之货。瓌:同「瑰」。[90]流衍:流传广布。[91]缗:旧时穿钱的绳子;指成串的钱。[92]射策者:应考科举者。[93]俟命:等待天命,即听天由命。[94]王氏:王念孙。[95]悼:悲哀﹑伤感。[96]怨悱:郁闷不舒。[97]汲汲:形容努力求取、不休息的样子。[98]南其辕:车辕向南;指反方向而行。[99]质:问;求教。[100]三十二人:班马左庄: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周。葛陆范马: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周程朱张:周敦颐、程颢和程颐、朱熹、张载。韩柳欧曾: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杜苏黄: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许郑杜马: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顾秦姚王: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译文

国藩立志向学不早,中年在朝中做官,私下读了许多前人的著述,稍微涉猎到先代圣贤大儒长者的事业;因为才质愚钝,身体多病,所以一无所成。后来又南征北战,学业更加荒废。丧乱还没有平复,而我的年纪将要五十岁了。从前我读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发现他所列的书目繁杂众多,作者的姓名多到数都数不清;有的像日月一样的显著清楚,有的却泯灭而默默无闻。及到做了文渊阁直阁校理,每年二月陪伴宣宗皇帝入阁,得以看到《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收录书籍之多,超过前代藏书甚远;而且只存目录的书籍多达数十万卷,尚不在此中。天啊!为什么如此多呢!即使有上智之才,数代也不能穷究那些书,何况才智低下的人呢?由此可知书籍之多,作者之众,像江海的水一样多,不是一个人的肚子所能喝得下的,重要的是在于谨慎的选择。我既然忖度自己的能力不够,就选择了古今圣哲三十余人,教儿子纪泽画下他们的遗像,合为一卷,藏在自家的塾学里。后世子孙有志读书,取这些人的著作来读就够了,不必贪心地想读遍群书,而学术文化的传授没有比这些更重要的了。从前在汉朝,像武梁祠、鲁灵光殿,都图画伟人的事迹,而且《列女传》也有图像。后人受其感动,奋起向学,可知这种事很早之前就已经有了。熟悉了圣哲们的仪容,进而探求他们的精神,会通他们的微旨,他们的灵魂相合,只要诚心去研求,仁道就不远了!国藩记。尧、舜、禹、汤,都没有著作,只有史官记载他们的言论而已。及至文王被囚禁,才撰写文章,演绎《周易》。周公、孔子,相继兴起,《六经》的义理,大为彰明,师道也就完备了。秦、汉以来,孟子大略和庄子、荀子并称。到了唐代,韩愈特别尊崇他。宋代的贤哲,认为可把孟子升高至仅次于孔子的地位,尊崇他的书,拿来和论语相配。以后作文讨论学术的人,无法加以更易。所以我把孟子的位次排在三位圣人的后面。

左丘明作《左传》解释《春秋》,多记述东西二周的典章礼制,但喜好引述离奇怪诞的事情,辞采华丽可说超过了实质。司马迁称《庄子》内容都是寓言,我看子长所写的《史记》,寓言也占了六七成。班固在才识与抱负方面,比子长差的远,但是对于治世的典章,《六经》的主旨,文字的源流,天人之间的事情,叙述得非常详备。这岂是那些才器短浅,在一先生面前互争得失,而自满自悦的人所能相比的呢?诸葛亮生在混乱的时代,服膺儒术,立身行事能从从容容合于中道。陆敬舆事奉多疑的君主,驾御难以驯顺的将官,他用正大光明的胸怀对待君主,用诚恳无妄的态度领导将官。譬如驾着驽缓的马匹,登上陡峻的山坡,在艰险的道路上纵横奔驰,却没有差失,这是多么神奇的事!范仲淹、司马光两人遭遇的时代稍为好些,然而在坚贞卓绝真诚信实方面,他们各有独特的造诣;他们坚守正道,使社会蔚为风气,识量也算是很远大的了!从前刘向称董仲舒辅佐人君的才能,不输于伊尹、吕尚,管仲、晏婴之辈,差不多比不上他。而刘歆认为董仲舒所受师友的薰陶,应该比不上子游、子夏。以我看这四位贤者,虽然比不上伊尹和吕尚,必定比董仲舒强。只可惜我不能像刘向父子一样来论定他们的优劣罢了。自从朱熹表彰周敦颐、程颢、程颐和张载,认为他们的学说是上承孔孟的道统,后代的人君、宰相、老师、大儒,笃守他的说法,没有人能够改变。乾隆年间,大儒相继而出,训释经籍,考辨详博,超过了以前的贤哲,别立标帜,叫做「汉学」。排斥宋代周、二程、张、朱等五子的理学,认为他们不应该独受尊崇。而笃信五子学术的人,亦摒弃汉学,认为汉学支离破碎,有害于大道;彼此争辩没完没了。我看五子立说,主要的内容意义多和孔子之道相合,怎么可以非议呢?他们解释经书,稍有不妥当之处,应该拿近代对经书的解说来作辅助。怎么可以摒弃他人的说法而画地自限呢?这两派人,都很可笑啊!

西汉的文章,像扬雄、司马相如的雄奇伟大,这是天地间的强劲之气,获得了阳刚美的作品;这是天地间的义气。像刘向、匡衡的渊深美好,这是天地间的温厚之气,获得了阴柔美的作品;这是天地间的仁气。东汉以后,在博雅方面,并不比前人逊色,但是风格和骨力稍为弱了些。等到韩愈、柳宗元相继而起,把扬雄、司马相如的雄奇万变,完全用在记述小事物的短篇之中,这怎能说不神奇呢!欧阳修、曾巩,作文皆取法韩文公,但是文章的体质,和匡衡、刘向相接近。由此看来,文章的变化,不可能研究透彻;总而言之,不会超出这两个途径,即使再过一百代,也是可以预知的。我钞录古今诗,从魏晋到国朝,共选录十九家。大概说来,诗的范围是很广泛的,各人的嗜好趋向,要看他的性情接近于哪方面而定。譬如许许多多的佳肴美味,摆在餐桌上,只要选取适合自己口味的,吃饱就算了。如果一定要穷尽天下的佳肴,遍尝以后才能供给一餐的需要,那是大惑的事;一定要强勉天下人的口舌,都来效法我的嗜好,那是大愚的事。庄子曾经说过:「大惑的人终生不能了解,大愚的人终生不能明白。」我在这十九家中,又笃守其中的四家:就是唐朝的李白、杜甫,宋朝的苏轼、黄庭坚,喜好他们的人有十分之七八,不喜欢他们的人也将近十分之二三。我怕遭受庄子「终生不能了解」、「终生不能明白」的讥讽。所以就选取这些人的作品,终生学习他们就满足了。司马子长网罗了以前的知识,贯通了三古的史实,着为《史记》,可是其中的《八书》,颇嫌简略。班固《汉书》中的《十志》,就比较详备,然而只写一代的典制,不能看到会通各代的制度。要想遍览治理天下的大法,必须从杜佑的《通典》开始。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和杜佑的《通典》不相上下,郑樵的《通志》,则比不上它。近百年来,学者讲求形声训诂的学问,专门研究说文解字,大多数的人都推崇许慎、郑玄,很少人谈及杜佑、马端临。我以为许慎、郑樵考证先王典制的本源,杜佑、马端临辨析后代因革的大要;他们在实事求是方面是一样的。

先王的大道,所谓修养自己、治理人民,规画治理各种各类事务,它的归宿是什么呢?也不过是礼而已。秦朝焚灭书籍以后,汉代学者们所搜求的和郑康成之所以超越常人,都是「礼」之一字。杜君卿的《通典》,谈论礼的地方有十分之六,他的见识已超过八代了。宋代张子朱子所讨论的,马贵与、王伯厚所纂辑的,无不戒慎的把礼作为对象。我们清朝的学者,以顾亭林为大师;国史儒林传,特别把他摆在最前头。我读他的书,谈到礼俗教化的地方,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的气概,多么地雄壮啊!后来张蒿庵作《中庸论》,以及江慎修、戴东原等人,特别把礼视为优先的事情。而秦尚书蕙田,因而纂修《五礼通考》,凡是天下古今人神间所有的事情,都用礼来贯综它,可以说是规模宏远,思虑精密了。我画国朝先贤的遗像,首先是顾先生,其次是秦文恭公,这是有深意的。桐城的姚鼐、高邮的王念孙,他们的学术都不纯于礼。可是姚先生的文章持论闳博通达,国藩能够粗略的懂得写文章,是由姚先生启蒙的。王氏父子集小学训诂之大成,高深的造诣,是不可企及的,所以把他们放在后面压阵。

姚姬传先生说学术的途径有三方面:就是义理、词章、考据。戴东原先生也是这样说。像文王、周公、孔子、孟子的圣德,左丘明、庄周、司马迁、班固的才华,在孔门四科中是以德行而兼政事的;周敦颐、二程子、张载、朱熹,在孔门四科中,是德行科的;都是属于义理方面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在孔门四科中,是言语科的;就是所说的词章方面的。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氏父子,在孔门四科中是文学科的;顾、秦跟杜、马较为接近,姚、王跟许、郑较为接近;都是属于考据方面的。这三十二位圣哲,效法其中的一人,诵读他们的一部书,都是终生受用不尽。假如有人嫌这些人简陋,想要另外有所增益,这就好比掘井掘到九仞深,还没有见到泉水,就认为一个井范围太小,而必须广泛地挖掘数十甚或一百个井,直等到身体衰老了,力气疲怠了,却始终没有看见泉水的一天,这怎么适当呢?自从佛教徒讲因果祸福的道理以后,善有善报的说法,深植于人们的心中,坚固而不能破除。因而士子刚开始读书,就期望能考取功名,获得高官厚禄的报偿。有的人稍微读了些古书,窥探了古人丰富的著作,就想得到远近的赞誉、后世的美名作为报偿。有的人编著一本书还未完成,就希望得到一二个有名气的人,来为之宣扬给每一个人,以偿还自己的辛劳。早晨耕种,晚上就想收获,用了一分的力量,就希望得到十分的报偿。譬如买酒买肉时,吵吵闹闹地和商家讨价遦价,转手又从中取得两倍的利润。利禄达不到的时候,就希望在死后能得到不可知的令名。甚至有的人说孔子在世的时候,得不到官位,死后所获得祭飨的报偿,比尧舜还要隆盛;一般郁郁不得志的人,就拿来作为证明和安慰,这是多么鄙陋啊!

现在的人,连一个小买卖,在财利上都要计较得非常细微。有人只拖欠了一百个钱,就怨恨到他的子孙。如果买卖做到整个都市,珍贵的货物堆积如山,交易量动辄超过千金,那么一百个钱的有无,有时就无暇去计较了。至若富商大贾,操持百万黄金,公私流传广布,那么数十或一百缗的费用,有时就无暇去计较了。同样是人,所操持的财货大了,尚且有无暇计较小数目的时候;何况上天所操持的特别大,而对于世人丝毫的善行,浅薄的学问,却要一一设法报偿,不是太劳苦了吗?商人买卖的货物相同,经营的时间也相同,但是有的赚钱,有的亏本;应对策问的人所读的书相同,但是答题时有的中式,有的不中式;为学著书的功力深浅相同,但是有的能留传后世,有的未能留传,有的人出名,有的人没没无闻;这些都有命数在,并不是勉强就可以得到的。古时的君子,大概没有一天不忧虑,没有一天不快乐的。道术不能通晓,自己不免还是个鄙野的人,稍有顷刻的懈怠,这都是值得忧虑的事;自处平易,以等待天命,下学人事,上达天理,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这都是值得快乐的事。从文王、周公、孔子三位圣人以下,直至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无不是终生在忧虑,终生在快乐。他们本来没有什么祈求,又哪里会想要什么报偿呢?他们自己都力求隐藏,又哪里会想得到名声呢?只有庄周、司马迁、柳宗元三个人,感伤生不逢时,郁闷不舒的情绪表现在书本上;这和圣贤自得其乐的生活意趣,稍微有些违背和不同。但那是他们自己在痛惜才不为世用,不能和那些无真才实学又想尽快获得俗名的人相提并论。如果急急忙忙想获得名声,那就和三十二位圣哲相差太远了。就如将向北到河北、山西一带去,却把车辕朝向南方,这在方法上不是太疏陋了吗?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这三十二位圣哲,陈设祭礼,焚香奉祀。好像在我们上面,监临我们,又好像在我们身旁,供我们就教。

注作者中国近代政治家、军事家、理学家、文学家,与 曾国藩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谥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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