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钱币明命通寳是什么朝代

安南钱币

越南建立独立封建国家后，中国文化的影响不但没有减轻，反而进一步加强。其原因有三。一是越南独立前，受中国文化1000多年的同化，奠定了越南古代文化发展的基础；二是越南立国后的统治阶级出于自身需要，积极主动的从中国汲取他们所需要的思想文化；三是越南土地私有制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与中国封建社会有相同之处而不同于同时期东南亚国家，主要表现在其货币经济政策以中国历代货币经济政策为模本，并加以改造运用方面。使得越南吸收中国文化有了与之适应的经济基础。

另一方面，接受了中国文化而又时时要表明“大越”是个独立的国家和足以自豪的民族心态，又是越南古代文化不同于汉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从独立建立封建国家到封建国家的结束这一段历史时间，越南与中国历代政府时远时近，但总的说来大部分时间越南以奉中国做宗主国为荣。尤其是公元1454年中国明朝皇帝正式册封黎仁宗安南国王后，历代新君执政，只有得到中国政府的册封才能算是正统。作为中国的藩篱，越南统治者对中国称安南国王，而对内则自称大越皇帝。在越南货币上正反映了以上两重性的特征。如越南独立后铸造的钱币，沿用中国的方孔圆钱形式，而钱文采用兴宝、镇宝、大宝即是典型的例子。

钱学是史学的余脉，欲证其钱必先知其史。越南18世纪前，越南官方文字采用汉字及越南根据汉字创造的喃字。钱币上则一律采用汉字。自从18世纪法国殖民者在越南强力推行越南文字拼音化之后，越南文化逐渐脱离汉字文化圈。并造成了与汉文化的脱节。众所周知，越南独立几十年一直处于战争和准战争状态，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很少，资料更加难得。使得国人对越南的历史知之甚少，这些都应该是诸多泉友们对众多安南货币失去兴趣的主要原因。近年来随着越南国内改革开放，与中国交流日多。加之国内集钱热的兴起，有关安南钱的著述也有所出，国内现在比较有影响的有广西云南钱币学会合编的《越南历史货币》和华光普的《日本、朝鲜、越南古钱图录》。两书的排列顺序为编年性质。但以没能分出后铸仿铸钱为憾。笔者准备以越南历史为纲，以钱为目，以增加读者对越南历史钱币的兴趣。并以所见列出少、稀、罕、珍四等作为收藏评判标准，普品不再注明。本文分三部分：

历代正统王朝所铸货币

1、966年，丁部零建大瞿越国，年号太平，开始建立独立封建国家。史称丁朝。立国12年（北宋开宝3年—太平兴国4年）。所铸有太平兴宝，“太”做“大”，背“丁”以记国姓。分光背、上丁、下丁和下反丁四种版别，上、下丁者少，其余稀。太平兴宝的铸造时间早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铸造的太平通宝；

2、980年，黎桓废丁部零之子以自立，立国29年，仍称大瞿越，史称前黎（时北宋雍熙年间）。铸有天福镇宝背“黎”。大“黎”者少，光背者稀

3、1009年，前黎朝高级军官李公蕴夺取帝位，1054年改国号“大越”，史称李朝。李太祖铸顺天大宝背“月”字，用意未明，珍。

太宗（时北宋庆历年间）铸有明道元宝和天感元宝。明道元宝真书，文字遒劲。元字最后两笔分开，用于朝廷赏赐，少。有铁钱，稀。天感元宝真书，分光背和背“乾王”者，光背者用于朝廷赏赐，罕，后者是李太宗为爱子封王而铸造的纪念币，珍。

李朝共传8世，仅太祖、太宗铸钱。《越南历史货币》一书尚将传世的天符通宝、大定通宝、正隆元宝、治平通宝等钱根据年号归与李朝，但看实物应属越南中晚期所铸；

4、1225年，辅国太尉陈承发动政变，逼李昭皇禅位。建立陈朝。

陈太宗铸有建中通宝、政平通宝，均珍（时南宋宝庆元年—淳佑十年），安南建中远远少于唐建中。太宗还有元丰年号。安南钱中元丰钱版别甚多，但文字风格均不与陈朝相类。陈朝是否铸元丰通宝还有待以后出土实物证明。

陈圣宗铸有绍隆通宝，铸造不精。有面背四决者，均珍。

《大越史记全书》有载陈明宗“大庆十年十一月铸铅钱”。应是越南史载官铸铅钱之始，惜一直未见实物。所见有陈明宗所铸开泰元宝（元泰定年间），分光背和背陈两大类，光背者版别较多，罕，背陈者珍。

陈裕宗铸有绍丰元宝、通宝，大治元宝、通宝钱。（元至正年间）以上两年号钱版别极多。绍丰元宝有行、篆、草书体，有一种隶书钱背铸有“十五”应为记年，均罕，有背陈者，珍。通宝背陈者罕，其余稀；大治元宝隶书双挑者罕，其它稀，通宝有背元者、篆书大字双脚上挑者（即日本人称“蛸大治”者罕），其他稀。

1369年，陈裕宗殁，无嗣。立外人杨日礼为嗣，年号大定（明洪武2年）。铸有大定通宝，少。至此，以后的陈朝君王因与南方占城国多次发生战争，加之国内多次发生农民起义，致使国力衰败，无力铸钱。

5、1400年，胡氏代陈，国号大虞，史称胡朝（明建文2年）。元年铸圣元通宝，有真篆两种，少。之后胡朝效法宋、元纸币政策，在全国推广“通宝会钞”纸币，不再铸钱。1407年中国明朝出兵灭胡。在越南广置府县。越南又归入中国统治。其时流通有中国铸造的洪武、永乐、宣德、弘治诸小平钱。

6、1418年，清化地主黎利在越南北部兰山起兵反明，于1427年迫使明军退出越南。1428年，黎利终于统一越南，定都河内，国号大越，史称后黎朝（1428-1789）。后黎朝前期，经济发展迅速，铸钱质量也达到历史最好水平。这一时期，是越南历史的黄金时代。

黎太祖顺天年间铸顺天元宝小平，制作规整，钱缘略宽。与李朝的顺天大宝不同。版别根据文字分数种，少。

黎太宗铸绍平通宝和大宝通宝，大宝通宝大字大样者罕，其他版别稀。

黎仁宗铸大和通宝、延宁通宝。版式亦多，延宁皿丁宁版稀。

1459年黎宜民杀胞弟仁宗篡位，在位一年，铸天兴通宝，铸造极精，少。

1460年众大臣推翻黎宜民后拥太宗次子黎圣宗为帝。铸有光顺通宝图，洪德通宝，铸造极精，为安南钱品中最易得者。

黎宪宗铸有景统通宝，精美厚重,有大小字版别。黎威穆帝铸有端庆通宝，仿景统通宝，更为厚重，少。大字者稀。

黎襄翼帝铸有洪顺通宝，楷书精整。黎昭宗铸有光绍通宝，楷书精整，稀。

1527年，太师安兴王莫登庸逼后黎恭皇禅位，以越南北部河内为都，建立莫氏政权，控制北方。1533年，后黎朝武将阮氏在越南中部清化拥立黎昭宗子黎宁为黎庄宗，自掌实权，同莫氏对抗。这一段历史越南史称“南北朝”时期。1592年，南方势力击败莫氏，结束南北朝。从南北朝开始了越南历史上货币发行流通最为混乱的时期。黎朝和莫朝的货币将分别介绍：

A、后黎朝末期：

1533年后黎庄宗铸元和通宝，通字真书，其他三字篆书，少。与日本元和不同。 1573年，权臣郑检弑主立英宗子，为世宗，世宗铸嘉泰通宝，少。

与南宋嘉泰不同。神宗于1658年注永寿通宝和永寿之宝，永寿通宝版别繁多，流入中国也多，均常见。永寿之宝稀。

裕宗铸有永盛通宝，有几种版别，其中有背“巳”以干支记年者。尚有保泰通宝亦为裕宗所铸。背星月文等版别，少。

显宗年号景兴，在位四十六年，在位期间广开钱厂，钱文、版别众多，与中国南宋嘉定铁钱可以媲美。景兴通宝背文繁多，主要分纪年与纪地者。以干支记年者稀，数字纪年者少。纪地者以“西”、“太”、“帛”、“昌”者少。景兴二十三年后，改通宝二字为杂宝。有“巨、泉、永、至、正、用、大、中、太、内、顺、全”诸宝，每种宝文又以文字、背文分诸多版别。其中“大宝”背北折二大样稀，“中宝”稀，“内宝”少。景兴年间又铸有通宝大钱，背有龙、龙凤及其他吉祥图案者。为官铸赏赐钱，稀。

愍宗铸有昭统通宝，阔缘明显，版别多，铜质较杂。一般有单字背文，两字背文者稀。1786年，西山起义军攻占河内，推翻后黎朝的统治，黎愍宗逃到广西，要求中国干涉。1788年，清廷派孙士毅率军20万出兵越南，打败而归。清军在越南铸有乾隆通宝背汉文安南小平钱供军队使用，有两种版别，少。

B、莫朝（1527-1592）：

莫太祖铸有明德通宝铜钱。有多种版别，均少。

莫太宗铸有大正通宝铜钱，少。莫福海铸有广和通宝，楷书对读。稀。传世有篆书小钱，应是后铸。以上铸品均有后黎朝中期钱币形制精整的风格。

莫福源铸有光宝通宝，楷书对读，阔缘薄小，罕。

后黎朝击败莫氏政权，主要大将郑松和阮潢的力量。1592年郑松攻占河内后，控制军政大权。阮潢则在1600年定都顺化，称广南王。郑氏挟天子以令天下，阮氏则要勤王。双方在维护黎氏王朝的幌子下，打了数十年内战。1692年北方郑氏由于内部不稳固，停止进攻阮氏政权。越南再次出现南北对峙的局面。阮氏政权也铸造有大量钱币。

7、1771年，南方农民在阮岳、阮侣、阮惠三兄弟的领导下，发动西山起义，口号是“劫福济贫”。1777年，亡阮氏政权，阮潢家族后裔阮福映逃跑。1778年，阮岳称国王，国号泰德，同年占领顺化，1786年攻下河内，统一越南。1787年，阮岳在归仁称帝，封阮侣、阮惠为王，三分国土，鼎足治理。

A、阮岳铸有泰德通宝和明德通宝。泰德通宝为年号钱，背草书万岁者系为庆祝阮岳称帝所铸。明德通宝为吉语钱，文字、版别仿泰德，与莫朝明德不同，有锌钱，少。1793年，阮岳在与阮福映的战斗中阵亡，其子率部归附阮惠之子阮光瓒。西山政权恢复表面统一。

B、1788年，阮惠在河内称帝，建元光中。西山政权宣告正式分裂。次年，中国政府正式册封其为安南国王。阮惠铸有光中通宝和光中大宝。两者版别繁多，有合背、重轮、背字、背四月者，均多见，光中通宝背篆书安南者少。

C、1792年，阮光瓒继阮惠位，铸有景盛通宝、大宝和宝兴通宝。景盛通宝仿光中，版式复杂，多见。景盛年间还铸有景兴通宝大花钱，稀。景兴大宝少。宝兴通宝珍。

8、1802年，阮福映在法国人的帮助下俘获阮光瓒，西山政权灭亡。阮福映建立了越南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阮朝，改元嘉隆，史称世祖。越南封建王朝的尊孔崇儒，在阮朝前期达到极盛。阮世祖铸有嘉隆通宝铜、锌(当时称白铅)钱（图4）。铜钱根据大小、文字、背文分很多版别，背篆书“六分”者为铜钱。背楷书“七分”者为锌钱。背篆书“太平”者少，应为吉语钱。

阮圣祖（1820-1841）铸有明命通宝小平铜钱、锌钱,并开始铸造美号大钱。美号大钱铜质，正面钱文“明命通宝”。背面选中国传统经典四书五经中反映儒家思想的文字作为铭文，有四字和八字者，以一当百，均稀。嘉隆、明命时期大力推广锌钱，尤其明命帝“铅钱之用，富户既不敢私藏，而邻国来商者又不敢带回。此钱流通非但利于民，亦利于国，乃自然只利也”的经济思想应深受中国五代南楚高郁关于铅铁钱货币政策的启发。

阮宪祖（1841-1847）铸有绍治通宝小平铜钱、锌钱和美号大铜钱。小平铜钱常见。锌钱有背河内者，稀。美号大铜钱，稀。

朊翼祖（1848-1883）铸有嗣德通宝小平铜钱、锌钱、美号大铜钱、嗣德宝钞和嗣德重宝几品，小平版式多样，背记地者少，还有嗣德通宝小平背后“六文”者，指值锌钱六枚。锌钱有光背和记地者。美号大铜钱，稀。值得一提的是嗣德宝钞的出现。嗣德14年，阮朝根据清咸丰宝钞的发行方法，发行了铜钱式的嗣德宝钞。共分六等，背文从准十文至准六十文。所比也是指当锌钱十枚至六十枚。所见有两种，一为根据嗣德14年重量标准铸造的重钱，罕。一为合乎嗣德23年重量标准铸造的轻钱。稀。嗣德重宝背安南八文者，有铜锌两种，均罕。

阮简宗阮福昊（1884）由于与法国殖民者签定《顺化条约》卖国，朝野气愤，即位不到一年就被大臣所废。铸有建福通宝铜钱、锌钱。均珍。

阮宜帝阮福明1884年6月接位，改年号咸宜。铸有咸宜通宝铜钱。薄小，背有记值“六文”。罕。由于阮福明不甘心听命于法国殖民主义者，于1885年7月5日发动顺化起义，但有于准备不充分而失败。法国人把阮福升扶上帝位，改元同庆。

阮景宗（1886-1889）铸有同庆通宝铜钱，分大小样，分别值锌钱6枚与10枚。大样者少。有薄型美号大钱，稀。

成泰帝阮福昭（1890-1906）铸有成泰通宝，分光背、六文、十文三种。六文者稀。

维新帝阮福晃（1907-1916）铸有维新通宝，背十文。由于阮福晃不愿做傀儡，参与越南光复会起义的策划，被法国殖民者逮捕流放。

启定帝阮福旭（1916-1925）早期铸有启定通宝铜钱，少。以后大量铸造机制小钱，数量很大。

保大帝阮永瑞上台后（1926-1945），铸有保大通宝，有小平、背十文、机制三种。均常见。其中宋体字者稀。1945年8月30日，保大帝向越南独立同盟的代表交出权利，宣布退位。保大帝的下台，标志着越南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统治的结束。同时也宣告着汉字方孔钱正式退出越南的历史舞台。

景兴通宝铜钱所属朝代是清乾隆五至四十二年。

景兴通宝，流入中国的一种越南钱币名。黎氏显宗景兴年间( 1740—1786 )铸造。有篆、隶、楷书体。背文有中、西、北、大、山西、山南、庚申、辛酉、壬戌等纪方位、地名或干支。

景兴钱另有巨宝、永宝、大宝、顺宝、泉宝、重宝、中宝、内宝、正宝、至宝、用宝、宣宝、太宝等名称。流入中国的越南钱还有阮氏光中年间( 1788—1792 )、景盛年间( 1793—1802 )和世祖嘉隆年间( 1802—1819 )铸造的光中通宝、景盛通宝和嘉隆通宝等。

扩展资料

越南旧称“安南”，清朝嘉庆七年(1802)改国号为越南。中越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历史上就有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据史书记载，越南的吴朝早在公元10世纪中期，就已开始仿中国铸造方孔圆钱，同时也流通使用中国钱币。

13世纪以后，随着两国经济、文化交往的进一步密切，越南钱币也开始流入我国，特别是清代中、后期，在两广、福建等沿海地区，越南钱币流传很广。

道光九年(1829)，两广总督就有专折，请严禁外国轻钱流入：“广东省行使钱文内，有光中通宝、景盛通宝两种最多，间有景兴通宝、景兴大宝、嘉隆通宝，谓之夷钱，搀杂行使，十居六、七。并有数处专使夷钱不可不防其渐。”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景兴通宝

“嘉兴通宝”是越南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阮朝的钱币，距今约200年历史。

1802年，阮福映建立了越南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阮朝，改元嘉隆，史称世祖。越南封建王朝的尊孔崇儒，在阮朝前期达到极盛。阮世祖铸有铜、锌(当时称白铅)钱。铜钱根据大小、文字、背文分很多版别，背篆书“六分”者为铜钱，即“嘉隆通宝”。背楷书“七分”者为锌钱，即“嘉兴通宝”。

现在市场上此钱币在15元左右。

年代国号朝代君王庙号年号钱文备注

968-979 大瞿越丁丁部领交趾郡王太平太平兴宝丁琏与父相继被杀

979-980 丁璿傀儡

980-988 黎黎桓天福天福镇宝 986年始

989-994 兴统

994-1005 应天

1005-1005 黎龙钺龙越在位三天

1006-1008 黎龙铤黎庄宗应天又名卧朝

1008-1009 景瑞铤传子，公蕴篡

1010-1028 交趾李李公蕴李太祖顺天顺天大宝背月

1028-1033 李德政李太宗天成薄恶钱开始

1034-1038 通瑞

1039-1041 乾符有道

1042-1043 明道明道通宝

明道元宝

1044-1048 天感圣武天感通宝官方停铸50年

1049-1054 崇兴大宝

1054-1058 大越李李日尊李圣宗龙瑞太平

1059-1065 彰圣嘉康

1066-1067 龙章天嗣

1068-1068 天贶宝象

1069-1072 神武

1072-1075 李乾德李仁宗太宁

1076-1084 英武昭胜

1085-1091 广佑

1092-1101 会符

1101-1109 龙符

1110-1119 会祥大康

1120-1126 天符睿武天符通宝疑乃后世水漂钱

1127-1127 天符康寿

1128-1132 李阳焕李神宗天顺天顺通宝

1133-1138 天章宝巳

1138-1139 李天祚李英宗绍明

1140-1162 大定大定通宝

1163-1173 政隆宝应乾道元宝小型钱

1174-1175 天感至宝天感通宝小型钱

1176-1185 安南李李龙干李高宗贞符汉名龙韬

1186-1201 天资嘉瑞天资通宝薄恶小钱

1202-1204 天嘉宝佑

1205-1210 治平龙应治平通宝治平元宝

1211-1224 李昊SAM 李惠宗建嘉岳父陈李助之

1224-1225 佛金（女）李昭王天章有道禅位夫婿

1225-1231 陈陈光昺陈太宗建中建中通宝

1232-1250 天应政平

1251-1258 元丰元丰通宝虎尾通略少

1258-1272 陈日烜陈圣宗绍隆

1273-1278 宝符

1279-1284 陈吟陈仁宗绍宝

1285-1293 重兴

1293-1314 陈烇陈英宗兴隆

1314-1323 陈日爌陈明宗大庆大庆通宝铅钱，实未见

1324-1329 开泰开泰通宝

1329-1341 陈旺陈宪宗开佑

1341-1357 陈日煃陈裕宗绍丰绍丰元宝

绍丰通宝

1358-1369 大治大治通宝首铸大小平大治元宝后世王停铸

1369-1370 杨日礼废帝大定大定通宝或咸绍元宝

1370-1372 陈日熞陈艺宗绍庆伯父逼死

1372-1377 煓陈睿宗隆庆死于攻占婆

1377-1388 陈日焜废帝昌符胡氏乱政

1388-1398 炜陈顺帝光泰始用纸币

1398-1400 陈颙建新胡氏乱政

1400 案陈少帝胡氏乱政

1405-1406 陈支裔陈天平天平天平通宝托庇南京

1407-1407 大越陈简定兴庆实为乱军

1409-1413 陈陈季扩重光阮帅所立

1400-1401 大虞胡胡季犛圣元圣元通宝纸币为主

1401-1403 胡汉苍绍成汉元通宝纸币为主

宋元通宝存疑

1403-1407 胡开大

1407-1427 安南明交趾通宝明军占领

1420 范玉罗平王永宁永宁通宝

1426 陈支裔黎利安南王天庆通宝黎利扶陈暠

1426-1428 黎利平定王天感安法通宝

1428-1433 大越后黎黎利太祖顺天顺天元宝自铸始多

1434-1439 麟（龙）太宗绍平绍平通宝

绍平丰宝

绍平圣宝

1440-1442 大宝大宝通宝

1443-1453 浚（基隆）仁宗太和大和通宝开铸小钱

1454-1459 延宁延宁通宝皿丁宁少

1459-1460 黎宜民厉德侯天兴天兴通宝杀弟篡位

1460-1469 灏（思诚）圣宗光顺光顺通宝基隆兄

1470-1497 洪德洪德通宝存世巨多

1497-1504 晖宪宗景统景统通宝传位与子

1505-1505 敬甫肃宗泰贞弟继其位

1505-1509 谊威穆帝端庆端庆通宝大字较少

1509 金江王太平太平通宝乱军

1510-1516 啁（滢）襄翼帝洪顺洪顺通宝思诚之孙

1511-1512 陈珣陈公新宝起义

1512 黎熙、郑兴

1516-1517 陈暠天应天应通宝和尚

佛法僧宝

1517-1521 陈升宣和宣和佑宝陈暠次子

1516-1526 譓昭宗光绍光绍通宝啁侄

1522-1527 广（椿）恭皇统元统元通宝昭宗弟

1531-1532 光绍帝光绍光绍通宝较前粗恶

1533-1548 后黎宁庄宗元和元和通宝昭宗子

1548-1556 宠顺平顺平通宝宁子

1557-1557 维邦英宗天佑晖四世孙

1558-1571 正治

1572-1573 洪福

1573-1579 维潭世宗嘉泰嘉泰通宝郑松所立

1579-1599 光兴

1600-1600 维新慎德维潭子

1601-1619 鸿定

1619-1628 维祺神宗永祚维新子

1629-1634 德隆

1635-1643 阳和

1643-1649 HUU CHON 福泰维祺之子

1649-1652 神宗庆德子亡复位

1653-1657 成德

1658-1661 永寿永寿通宝之宝少见

1662-1662 万庆其后无币

1663-1671 景治 HUYEN

1672-1673 嘉宗？阳德

1674-1675 德元

1675-1680 嘉宗？永治永治通宝锌多铜少

永治元宝锌多铜少

1680-1705 熹宗正和正和通宝嘉宗弟

1705-1719 后黎维禟裕宗永盛永盛通宝另有背巳

1719-1729 保泰保泰通宝 1720年

1729-1732 永庆帝永庆开始停止

1732-1735 顺宗龙德货币铸造

1735-1740 懿宗永佑以保龙脉

1740-1786 维祧显宗景兴景兴通宝版式繁多

1527-1529 大虞莫莫登庸明德明德通宝曾用铁钱

明德元宝

1530-1537 莫方瀛大正大正通宝后用小钱

1537-1541 莫登庸子亡复位

1540-1546 莫福海广和广和通宝真篆两种

1547-1547 莫福源永定永定通宝小钱

永定之宝小钱

1548-1553 景历

1554-1561 光宝光宝通宝

开建通宝

崇明通宝

1561-1592 莫茂洽

1592 TU-YEN

1592-1593 KINGCI

1593-1616 莫敬恭

1616-1692

1600-1613 阮潢阮王

1613-1802

清军孙士毅乾隆通宝背安南

清军孙士毅乾隆通宝背平南

1776-1793 西山阮文岳泰德泰德通宝另背文符

明德通宝背草书

1788-1792 阮文惠光中光中通宝版式繁多

光中大宝

1793-1800 阮光瓒景盛景盛通宝另有大钱

景盛大宝

1801-1802 宝兴宝兴通宝

1802-1820 越南阮阮福映世祖嘉隆嘉隆通宝另有锌钱

嘉兴通宝始用铅钱

嘉隆通宝背六分

1820-1832 越南阮福皎圣祖明命明命通宝另有锌钱

1832-1840 大南圣祖明命明命通宝

明命通宝大花钱

1833 黎文傀治元治元通宝起义

1833 侬文云元隆元隆痛宝起义

1841-1847 阮福暶宪祖绍治绍治通宝

绍治通宝大花钱

1848-1883 阮福时翼祖嗣德嗣德通宝另有锌钱

嗣德宝钞

嗣德通宝大花钱

1883-1884 阮福昊简宗建福建福通宝宫变反复

1884 宫变被废

1884 协和帝遇刺

1885-1885 阮福明阮宜帝咸宜咸宜通宝弃宫招勤

1886-1888 阮福升景宗同庆同庆通宝另有折二

1889-1907 阮福昭成泰帝成泰成泰通宝背六文

成泰通宝背十文

1907-1916 阮福晃维新帝维新维新通宝

维新通宝背十文

1916-1925 阮福昶启定帝启定启定通宝翻沙

启定通宝机制

1926-1945 阮永瑞保大帝保大保大通宝

保大通宝背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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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潮商的兴起

至少在清代，潮州的红头船商人就已经成为活跃在环中国海以及暹罗等地的商人群体，他们在清代中国与东南亚贸易以及环中国海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具有较为独立的商人形态，也创造了独特的商人精神文化，在中国商人及商业发展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国古代潮商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不仅关系到对中国古代商人历史与文化的全面总结，也关系到对传统商人及商业精神的继承与弘扬。

在中国历史上，强大的地缘商人群体的产生往往不是简单的商品化发展的产物，甚至不是主要依靠本地社会经济的商品化发展，而是主要建立在更大的区域市场体系需要之中。如徽商与晋商的产生，虽然与本地社会经济商品化发展有一定的关系，但它们的成长主要依托于南北方的盐销市场。古代潮商的产生与成长也是如此，主要与唐宋以后的以广州、福建为中心的海贩贸易体系密切相关。依托潮州在南中国海以及海外贸易中的独特位置，古代潮商成长为中国古代海贩商人群体。

自秦汉以后，“福建—潮州—广州”的航路成为南中国交通的一条海上交通要道，而潮州成为其中的往来必经之地。汉代闽越王余善曾发兵攻南越国，在揭阳境内以“海风波为解”，其航行路线就是这条“福建—潮州—广州”的航路。东晋后期的卢循起义，卢循余部自晋安（今福州）浮海南下，历时200多天，经潮州海域到达广州，走的也是这条航道。在唐代，韩愈在《潮州刺史谢上表》里说：“臣所领州，在广府极东界上，去广府虽云才二千里，然往来动皆经月。过海口，下恶水，难计程期。”指的应该就是这条“潮州-广州”的海上通道。北宋时，这一海上交通要道已经延伸到北方。

潮州的海外交通起源于何时，我们不得而知。明人陈天资在《东里志》卷二《境事志》中说，潮州海外贸易起自隋大业六年（610年）陈棱征琉球之役，陈棱征琉球之役至少证明当时已经存在了潮州通往东洋的航路。当时潮州与闽南漳、厦同属义安郡，从这里出发至澎湖屿之后，借助季风与海流，可以往来菲律宾群岛与北婆罗州(今马来西亚沙巴州),。通往日本的航路也至少在宋代已经开通，宋代潮州窑生产瓷器已经开始输入日本。潮州通往南海西部的西洋航线也至少在唐代已经存在。暹罗发现唐代梅县（其时为潮州程乡县）水车窑生产的瓷器，说明唐代就有潮州与暹罗的海上交通。至宋代，有记载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三佛齐国番商李甫诲乘舶船载香药、犀角、象牙至海口，会风势不便，飘船六十日至潮州。”至元代，就有了潮州海外交通路线的清晰记载，元人汪大渊《岛夷志略》记：“石塘之骨，由潮州而生。逶迤如长蛇，横亘海中，越海诸国。俗云万里石塘……一脉至爪哇，一脉至泥及古里地闷，一脉至西洋遐昆仑之地。”此即为潮州经南海诸岛至西洋的航线。说明至少在元代，潮州通往西洋的海外交通路线已经形成。

宋元时代是中国海外贸易兴起的时期，唐宋以后，中国沿海商人创造了西太平洋和东印度洋的航运贸易体系。特别是宋代以后，中国的航海技术取得了以“罗盘导航、天文定位、航迹推算”为标志的世界航海史上的重大突破。至迟从徽宗宣和元年（1119年）开始，宋人已使用磁针罗盘于远洋航海，那时中国人对海洋的认知水平与利用、征服驾驶海洋的能力，比西方人要领先2~3个世纪。而宋代南中国沿海重要口岸都能制造精良的海船。正是凭借船坚针准，从北宋初期开始，中国帆船纵横于近中国海域。直至近代西方之入侵之前，中国沿海商人已经执西太平洋和东印度洋航运贸易之牛耳长达500年。

在暹罗从事与中国帆船贸易的主要就是暹罗的潮州商人。虽然暹罗许多王族和高级官员也从事中暹之间的帆船贸易，某些需求迫切和稀罕的商品的贸易甚至由暹罗王室所垄断，成为暹罗王室的国库贸易，但他们大多委托暹罗的潮州商人进行。暹罗与中国的贸易是由华民政务司管辖，而且由于中暹贸易的增长，华民政务司已日渐重要，暹罗华人、特别是暹罗的潮州商人在中暹贸易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暹罗对中国贸易领域兴起了民间贸易形式。这些从事民间贸易的暹罗商船多属华人血统的商务官所有，而这些华人商务官船主多为潮州人，这些潮人商务官船主除了从事航运和贸易事务之外，还代表暹罗贵族官僚从事中暹贸易。拉玛一世和拉玛二世时期，民间商船数目增多，暹罗对中国的民间帆船贸易日益繁荣，拉玛二世时期，暹罗对中国的帆船贸易活动已经散布至沿海城市，从挽巴功至尖竹汶、阁公岛，甚至伸延至高棉和交趾支那，以至马六甲、吉兰丹等，均活跃着暹罗潮州华侨对中国的帆船贸易。

事实上，暹罗潮商与潮州红头船商人具有某种一体性，他们不仅同属一个族群，有语言习惯的相同性，而且其贸易也有相通性。暹罗潮商不仅与潮州开展大规模的贸易往来，而且也沿着潮州红头船商人的足迹，以潮州为中转，开展与中国苏、浙、津、鲁一带的贸易往来。暹罗潮商每年满载粮食、胡椒、苏木等香料贩来潮州，“其有阻滞不能及时回国者均换载糖斤赴江浙行销，由县给予护牌以凭各口岸查验。”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换载潮糖前往中国沿海各口岸贸易，返航时也可以满载江浙一带的丝绸以及天津、山东一带各种食品、豆饼等商品直接运回暹罗。实际上他们的贸易圈和贸易项目基本上与潮州红头船商人相同，他们的贸易也可以当作清代潮州商人红头船贸易的一部分。

以中暹贸易为中心，潮州红头船商人也将红头船贸易延伸到东南亚和东亚的其他地区。如安南也是潮州进口大米的重要来源地，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澄海县民人杨利彩（从越南）运回洋米2700石，监生蔡志贵运回洋米2200石，民人蔡启合运回洋米2200石，林合万运回洋米1800石、谷500石，蔡嘉运回洋米2600石，姚峻合运回洋米2200石，陈元裕运回洋米2200石。”潮州红头船商人也给安南带去潮州的土特产，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澄海商民陈协老前往安南贸易的货物中即有大量的瓷器。至嘉庆、道光年间，潮州与安南之间的贸易日益兴旺，潮州“沿海商船多在安南贸易”，甚至有超越中暹贸易的势头。潮州人几乎主导了安南的海舶贸易，潮州人在安南各地“开张铺店”经营铁栗木、桂皮、槟榔、粮食等各种外贸商品。由于潮州与安南有密切的经济联系，安南钱文也“源源而来”，有光中通宝、景盛通宝、景兴通宝、景兴天宝、嘉隆通宝等，成为潮州市场的重要汉通货币，潮州各主要贸易地点“专使夷钱”（即安越货币）。因为夷钱“日积日多，兑换无非夷钱”，潮州也开始私铸夷钱。

在红头船商人的贸易循环圈中，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居于重要的中间环节。苏州需要大量潮糖，而海外市场又需要大量苏杭丝绸布帛，潮州则需要大量东南亚大米，于是红头船商人居间贸易，以潮糖换苏杭丝绸布帛，以苏杭丝绸布帛换东南亚大米，苏杭丝绸布帛成为潮州红头船商人最重要的中介商品。同时，江南地区汇聚了长江中上游的米豆棉花等农产品，也是潮州社会所急需的商品，也成为潮州红头船商人的贸易大项，苏州因此而成为潮州红头船商人的一个重要中转中心。

红头船商人北上贸易的另一个据点是天津。当年来天津的潮州红头船队规模相当大，据清道光朝《津门保甲图说》的记载，闽粤商帮每船载重常在1400担以上，舵水以50人、大帮200船计，达万余人。据载，潮州商人乘坐的红头船队，为了在长途海运中抵御海寇，每船都配有**、弓箭、刀矛等武器，船队由海路从渤海大沽口进海河到今天津北大关的南运河边停泊。当年潮州红头船商人贩往天津的商品，主要有南洋特产以及潮州本地的土产，如红糖、香蕉、橙柑、藿香、桂皮、茴香、红木、檀木、葵扇、锡箔、药酒、藤编品、象牙雕刻、缝衣针等；而从天津及北方诸港贩往南方的商品，则主要是北方农产品及杂货，如棉花、花生、大豆、杏仁、红枣、黄花等干鲜货及药材。红头船商人北上天津贸易是其中国近海贸易圈中的一环，“自暹罗载到中国的出口货，主要是糖、米、象牙、苏木、藤黄，以及各种热带产物，供应北方各省的需要；这些帆船自北方各省贩购面粉、谷物、豆、经过加工的羊肉，以及其他食品”。

以天津为中心，清代的潮州商人在北方不断扩展其红头船贸易。如辽宁营口、牛庄为东北商业贸易重镇，潮州商人与福建商人也早已进入牛庄码头，还建立了天后宫（俗称**庙）。在嘉庆十九年（1814年），广东澄海商人已在锦州进行商业贸易活动。山东的烟台也是清代潮州商人云集之地，他们来此地主要从事贩运粉丝等山东土特产。

清代潮州商人的红头船循环贸易也在南方口岸地区得到发展，如广州，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广州十三行中设福潮行，确立了潮州商人在广州口岸南北行贸易中的地位。在雷州半岛，湛江赤坎是广州湾北部的重要港口，乾隆中期，潮州商人在赤坎建成潮州会馆，据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题建正座碑记》统计，在赤坎的潮州籍商号、商行、船户共192户捐建会馆，可见潮商人数之众。

海南也是清代潮州红头船贸易的集中之地，清代潮商深入海南贸易，主要是采购米谷以及贩销北方商品。特别是因为这里距离潮州海路较近，成为潮州商人重要的采购大米之地，“其自海南诸郡传输米石者，尤为全潮所仰给”。潮州红头船商人在相当程度上操控了海南的米谷贸易。

在台湾，潮州商人主要在台南从事米糖业。台南的潮汕会馆建于雍正七年（1729年），供奉“三山国王”和韩愈。古代潮商的文化精神传

统

由于专制王权对商业利权的控制，大商人群体的形成往往有赖于王权官府的庇护，有赖于某种垄断性经营。如晋商利用明王朝实行的“开中法”，将内地粮食运至西北边陲地区，以换取官府的盐引，垄断盐利。徽商更善于与王权官府相勾结，长期垄断淮扬盐利，成为明清最富有的商帮。但是，这种商人越富有，对王权官府的依赖性越强，越丧失其独立人格。清代的潮州红头船商人虽然借朝廷鼓励的中暹大米贸易而恢复与东南亚地区贸易，但红头船商人从事的是民间贸易，清代潮州商人以潮糖、丝绸布帛及大米为贸易大宗，并不与王权官府的专利权发生关系，他们并没有求庇于王权官府而获得某种贸易商业垄断权。在长途海贩过程中，潮州海贩商人也没有像西方商人那样得到国家力量的保护，而是依靠自身的力量保护自己，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从事商业贸易，通过冒险的长途海上贩运以获得巨额商业利润。他们是一个具有强烈独立自主意识的商人群体，具有较为独立的民间商人形态，形成了较为鲜明的文化精神传统。

其一，冒险拼搏精神。可以比较一下明清广东三大商人群体。明清时期广东商人有广府商人、客家商人和潮州商人，三个商人群体有着不同的地域关系与语言习俗方面的联系。广府商人是一个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地缘特征的商帮，同时是以广州白话方言和习俗为特征的族群商帮，广府商人历史悠久，他们成长于中国商业的繁华之地，有着天时地利的条件，广府商人兼具海贩商人与内陆商人的特点，同时又有官商、买办商人的行商特点。客家商人主要是粤东客家商人构成，也是以客家语言习俗为特征的族群商帮，客家帮商人主要是在清代发展形成，他们的经贸活动十分活跃，他们不仅活跃于国内市场，也跨海从事海外贸易，不过客家商人仍然以内陆商人为主，他们有着浓厚的“在贾仍向儒”的特点。而潮州商人则主要是民间的海贩商人，其主要特质就是更富有冒险拼搏精神。

潮州商人最重要的精神特色就是作为海贩商人的冒险拼搏本色。潮州商人的冒险拼搏精神形成于海寇商人时代，海寇商人于刀光喋血中冲破明王朝的海禁，他们攻城陷邑，敢于反抗王权官府的权威；他们纵横海上，不断火并冲突，于万里波涛中从事商业冒险，于血与火中夺取巨额商业利润。凶波恶浪与刀光剑影铸就了他们英勇冒险精神，平民的反抗意识与海上武装走私的冒险生活，使海寇商人养成了视死如归、蹈死求生的勇气与魄力。而海寇商人的勇敢冒险精神浸*后世，蔓延于潮州社会，深刻影响一代又一代潮商，孕育一代又一代潮商精神，他们气矜而凌人，敢于“黩货而蹈险”，倾其一切财货、乃至生命而作商业冒险，冒险拼搏构成潮州商人的精神本色。

就潮州商人海贩业本身的特点来说，冒险拼搏也是须臾不能离的精神武器。即使在海贩贸易合法化的清代，海贩贸易仍然具有极大的冒险性。首先是航海生活的冒险性，古代的海疆与海洋往往是在国家力量控制的范围之外，盗寇出没成为海洋生活的一种常态，即使在清代，海寇海盗仍是潮州商人从事长途海贩贸易的重要威胁，如清代的南澳岛海面有三个小岛，为盗寇出没之地，“称为三澎，南风贼艘经由暂寄之所；内自黄冈、大澳而至澄海、放鸡、广澳、钱澳、靖海、赤澳，此虽潮郡支山入海，实潮郡贼艘出没之区，晨远飏于外洋以伺掠，夜西向于岛澳以偷泊，故海贼之尤甚者多潮产也。”海寇海盗潜伏于万里汪洋之中，出没行劫，海寇海盗威胁延至整个清代。同时，对于乘坐木帆船航行于大海之中的古代潮商来说，大海的狂风巨飙与凶波诡浪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威胁，“出没巨浸，与风涛争顷刻之生。”

其次是海贩贸易的冒险性。潮州商人以海船为商业贸易工具，其海船本身即投资巨大，一艘航海商船可容纳数百上千人，载重三四千担，其建造投资，少则数百成千两白银，多则上万两白银，一旦遇上海难，其巨额商船投资即刻化为乌有。而一艘商船所载的货物价值往往高达数万两白银之多，商船不具备任何保护手段，航行于波涛险恶与海盗出没的海洋之中，其风险足以使人惊魂动魄。同时，红头船商人随季候风迁徙航行，必须在季候风来临之前完成商品交易，在市场不利的条件下也往往不惜血本抛售，具有相当大的贸易风险。

潮州红头船商人往往奋不顾身，“黩货而蹈险”，追逐海贩业的巨额冒险利润，养成在商业经营中的冒险精神。潮州商人不惧风险，或倾其家产独资造船，或集资造船，甚至远赴暹罗造船，特别是一些大商人，往往独自拥有一艘或数艘航海商船，以船主身份分享巨额海贩冒险商业利润。他们的巨大财富依靠冒险而来，“得则潮涌，失则沤散”，以生命为代价来博得财富，他们不屑于窖藏金银与购田置地，“不保其所有”，敢于挥斥巨金作更大的商业冒险。可以说，尽管徽商、晋商一类的商人也有挥斥巨金的时候，但往往是在个人消费上挥霍巨金，在商业经营上往往不具有真正的冒险精神，他们更喜欢窖藏金银财货与购置土地，如徽商“藏镪有至百万者”，晋商更有“家藏粟数百万石，皆窖而封之。”而潮州商人则更富有商业冒险精神。

其二，合作团体精神。在潮州的红头船商人中间，既有巨商大贾，也有中小商人，他们构成了一个功能互补的商人群体。在红头船海贩贸易中，巨商大贾甚多，如潮阳，“至于巨商，逐海洋之利，往往燕齐吴越，号富室者颇多”；潮州海贩业中心的澄海县，也是“富商巨贾，率操奇赢，兴贩他省，上溯津门，下通台厦”，因而他们在红头船海贩贸易中居于支配地位。但是，海贩贸易的巨大危险，使巨商大贾不愿“忘危身以博阿堵之物”，往往与中小商人合作，出船或放贷供中小商人出海经营，以获取巨额海贩贸易利润；而亲自从事长途海贩贸易往往是那些中小商人，中小商人“为之四出经营，以分其息”。

而由于海贩业所需资本巨大，并非中小商人所能独立进行，中小商人往往依靠巨商大贾资本走贩各地。乾隆《普宁县志》说：“商习逐末取赢，毫芒必较，然无大商，其资本多仰给于富室，而为之四出经营，以分其息。”雍正十二年(1734年)，澄海巨商黄俊德以某人“有长者风，委之资百余金而客吴”；商人何寅初“及冠代父经纪”，有巨商张某“怜其坚苦，贷与三百金”经商。

在红头船出海贸易中，也较早形成了风险共担、利益分享的商业伙伴关系，参与红头船贸易的商人以及水手均可获得商业利益。在一条商船中，船主、贩商与水手形成了某种商业伙伴关系。船主从贩商的商业利润中抽取商银，其抽取程度必须按照商人盈利的高低，赢利高者多抽，赢利少者少抽，无利者不抽。水手的报酬则根据抽取商银的多少进行分配，与贩商的商业利润直接相关。在一些商船中，为了扩大载货量以及风险共担，又发展形成一种新的合伙关系，贩商可以自带水手。整条商船的船主、贩商、水手为一种共同的商业分益原则所联系，最终贸易的好坏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

由于合作经营，一些中小商人乃至水手也往往能够发家致富。如陈钱瀚，“少业儒”，由于贫困而弃学经商，他往来吴粤间，迅速发家致富；如陈元祝，少孤家贫，成年后“往来吴粤为商，起家累万”。而中小商人乃至水手发家致富的事迹，在潮州社会发酵为平民发家致富的梦想，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潮州人涌向大海，从事海贩贸易，从而不断壮大潮州海贩商人群体。

潮商团体是基于潮州乡土文化纽带，但也是潮州商人独立自主意识的反映。其团体精神主要体现在其会馆文化上。会馆为中国传统商人旅外组织形式，会馆虽然以地缘文化相联结，但本质上是维护商人利益、争取商人权益的组织，美国人马士的《中国行会考》说：“同乡会馆的建立纯粹是为了发展他们自己的贸易。在外地的同乡商人结成具有共同利益的会员关系，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免遭外地商人的竞争和官府的勒索。”潮州商人会馆文化发达，清代潮州商人会馆在东南地区及北方口岸各地涌现，如建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的苏州潮州会馆，建于雍正七年（1729年）的台湾潮汕会馆，建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的天津闽粤会馆，建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的上海潮州会馆，建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的上海潮惠会馆。清代潮州商人在省内也建有潮州会馆22个以上，如建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的海口潮州会馆，建于乾隆中的湛江赤坎潮州会馆，建于道光十年（1830年）的佛山潮蓝行会馆。

无论是在北方还是在东南地区，潮州会馆都是当地最有实力、最活跃的会馆之一，如天津闽粤会馆是天津最早的民间商人会馆，在清代天津商业贸易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苏州潮州会馆在苏州各地方会馆中也是独占鳌头，而上海的潮州会馆后来也成为上海最强大的会馆组织之一。潮州商人以各地潮州会馆为依托，在商界大舞台上表现出潮州商人的龙腾虎跃、独立自主之锐气，表现出强烈的乡土文化特色，表现出强烈的团体精神，于是，潮州商人特有的精神面貌集体凸现在各地商场，潮州商人以其独特的文化特色驰名中国乃至东南亚地区。如果说红头船标志着潮州商人独立群体意识的觉醒，那么清代各地潮州会馆的成立，标志着潮州商人群体已经成熟，开始出现独立自主的群体组织。

其三，信义精神。潮州商人也同样热衷于关帝崇拜，苏州潮州会馆“敬祀灵佑关圣帝君、天后圣母”，潮州各地的关帝庙更是数不胜数，“潮汕地区从城市到农村到山区，关帝庙随处可见，数量甚多，前往关帝庙进香求平安赐福的海内外潮人，人数之多与崇拜妈祖不相上下。”特别是在商业发达与商人繁多的地方，关帝与天后一样，为商民的主要崇拜对象。在潮州商人的神祇崇拜中，关帝具有正统地位，以致其正统地位还在妈祖之上。如苏州潮州会馆祭祀神位排列中，关帝居中，显示出关帝有比妈祖更高的正统地位。

潮州商人对作为“礼义忠信”化身的关帝的崇拜，显示出潮州商人对儒家正统伦理文化的认同，儒家伦理文化已经浸入潮州商人的精神世界深处。潮州虽然地处东南沿海边陲，为官府统治薄弱地区，但潮州社会有中原文化的传统，又长期处在陆地农业文明阶段，传统血缘关系发达，正统儒家文化容易产生影响；而韩愈提倡正统儒学又对潮州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特别是宋明理学在潮州社会流传甚广，潮州社会礼教传统至深。宋代的潮州社会就有“信义”的道德传统，宋代苏轼在《与吴子野论韩文公庙碑书》一文中说：“潮人虽小民，亦知信义。”正是基于潮州社会养成重礼法的儒家社会文化传统，潮州商人对儒家伦理文化有着深切的认同心理，才表现为对传统儒家伦理化身的关帝崇拜。

潮州商人对关帝的崇拜，也反映出传统商业行为对儒家伦理道德原则的需求。在传统社会里，商业行为缺乏某种法制的约束与支持，商人从儒家伦理文化中寻求商业行为的理性依据，从儒家伦理道德中抽绎出一般商业行为准则，正是传统商人崇拜儒家文化的一般心理动机。而关帝所代表的“礼义忠信”社会伦理原则正是商业行为所需要的支持力与行为准则，商人对关帝的祭祀崇拜，将外在的“礼义忠信”社会原则转化为内在的行为规范，形成一定的具有行为约束能力的心理文化，从而支持商业行为的正常运转与延续发展。

在传统潮州商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中，“礼义忠信”也有着重要的价值。潮州商人内部的老板与伙计关系并不是一种自由的雇佣关系，老板与伙计的关系也笼罩着某种人身依附的色彩，需要用上下尊卑的“礼”加以规范，需要用儒家的“与人忠、执事恭”的道德原则来加以约束。潮州商人以海贩为业，外出常年不归，其家庭关系又依靠五伦礼教来约束妻子与子弟的行为，而妻子、子弟遵守礼教的负重行为又是潮州商人、特别是小商人得以从事商业活动的保证，如海阳商人陈宜开“外出经纪不归”，其妻“在家纺织度日”，维持家庭生计；商人刘贻敏外出经商，嘱其妻“代养二亲”。所以，对于潮商来说，儒家伦理文化有助于形成某种商业行为的社会保障系统，对关帝的崇拜有助于巩固这种社会保障系统。

在潮州商人的道德伦理价值观中，“信义”始终占据着核心地位。传统商业活动缺乏必要的法律保护手段，买卖双方以及合伙经营双方之间的信用关系必须依靠道德力量来维持，依靠传统的“信义”道德价值观来维护。伴随着明中期以后潮州海贩商业贸易的兴起，“信义”成为潮州商人的最重要道德准则。潮州商人所从事的海贩业，规模大，距离远，风险大，往往采取借贷经营或合伙经营的方式进行商业活动，商业信用关系在潮州商人商业活动中居有关键地位，对于支持商业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迫切需为行为准则。

在潮州商人内部之间关系中，还存在着非商业的互助关系，这无疑是“信义”道德的升华，与关帝崇拜有着密切关系。潮州商人以海贩为业，远出千里经商，各种自然灾害、商业风险、当地官府与牙行（经纪公司）经纪人的敲诈勒索往往会接踵而至，不断侵袭着潮州商人，迫切需要商人之间的互相扶助，而这种互助关系就必须以“信义”为道德基础。潮州商人有比较发达的团体关系，除潮商浓厚的乡土情结外，“信义”道德观念无疑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信义道德是其团体精神的基础。潮州商人养成“信义”道德文化心理，他们能够“舍利取义”，乐于捐助与从事同乡商人的公益事业。

潮州商人的关帝崇拜，使潮州商人沉浸于“礼义忠信”的传统儒家伦理道德文化氛围之中，虽然它以“礼”为核心强化了商人内部的传统依附性关系，但也从中抽绎出“忠”“信”“义”的商业道德行为准则，并使之成为潮州商人内守的商业道德心理文化，对于潮州商人的商业信用关系扩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潮州商人的商业信用关系发展，潮州商人的商业经营规模越来越大，其空间距离越来越远，从而有力地推动潮商经济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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