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是文官还是武将

辛弃疾在抗击金人的战斗过程中，将原字“坦夫”改为“幼安”，旨在效仿西汉大将霍去病，也能奋勇杀敌，带领将士打败异族侵略。 可见辛弃疾本身是决不愿当任文官的。 辛弃疾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 安抚使是偏重于文官的官员。 后来辛弃疾当任掌书记，这个官职为掌管一路军政、民政机关之机要秘书，也就是偏向文官之类的职位。 之后，南宋朝廷不想再打仗，就把辛弃疾调到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担任转运使、安抚使一类重要的地方官职，去治理荒政、整顿治安。这显然与辛弃疾的理想大相径庭。 也就是说 辛弃疾一身担任的大多都是偏文官一类的官员，但是我们要清楚一个事实。在南宋那样的时代，战争连年，即使是文官，也避免不了直接指挥军队。 而且可以说，辛弃疾基本没有当任过 名正言顺 正正经经的将军 所以，辛弃疾，是开一代词风的伟大词人，也是一位勇冠三军、能征善战、熟稔军事的民族英雄。 追问： 那他的功勋大 于文 治还是文治大于功勋？ 回答： 我觉得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比他立下的功绩大得多了 不是说他没有能力 而是他没有得到表现的机会 下面是他的生平事迹 看完之后你就明白了 绍兴 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 完颜亮 大举南侵， 辛弃疾 在其后方的 汉族 人民由于不堪金人 严苛 的压榨，奋起反抗。二十一岁的辛弃疾也聚集了二千人，参加由耿京领导的一支声势浩大的起义军，并担任掌书记。当金人内部矛盾爆发，完颜亮在前线为部下所杀，金军向北撤退时，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奉命 南下 与南宋朝廷联络。在他完成使命归来的途中，听到耿京被叛徒张 安国 所杀、义军溃散的消息，便率领五十多人袭击几万人的敌营，把叛徒 擒拿 带回建康，交给南宋朝廷处决。辛弃疾惊人的勇敢和果断，使他名重一时，“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 天子 一见三叹息” 宋高宗 便任命他为江阴签判，从此开始了他在南宋的仕宦生涯，这时他才二十五岁。 辛弃疾初来南方，对朝廷的 怯懦 和 畏缩 并不了解，加上宋高宗赵构曾赞许过他的英勇行为，不久后即位的 宋孝宗 也一度表现出想要恢复失地、报仇雪耻的锐气，所以在他南宋任职的前一时期中，曾热情洋溢地写了不少有关抗金 北伐 的建议，像著名的《美芹十论》《九议》等。尽管这些 建议书 在当时深受人们称赞，广为传诵，但已经不愿意再打仗的朝廷却反映冷淡，只是对辛弃疾在建议书中所表现出的实际才干很感兴趣，于是先后把他派到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担任转运使、 安抚使 一类重要的地方官职，去治理荒政、整顿治安。这显然与辛弃疾的理想 大相径庭 ，虽然他干得很出色，但由于深感岁月流驰、人生短暂而壮志难酬，内心却越来越感到压抑和痛苦。 然而现实对辛弃疾是严酷的。他虽有出色的才干，但他的豪迈倔强的性格和执着北伐的热情，却使他难以在畏缩而又圆滑、嫉贤妒能的官场上立足。另外，"归正人"的尴尬身份也阻拦了他仕途的发展。使他的官职最高为从四品 龙图阁 待制。他也意识到自己“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论盗贼札子》），所以早已做好了归隐的准备，并在江西上饶的带湖畔修建了园榭，以便离职后定居。果然， 淳熙 八年（1181）冬，辛弃疾四十二岁时，因受到 弹劾 而被免职，归居上饶。此后二十年间，他除了有两年一度出任福建提点刑狱和福建安抚使外，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闲居。 辛弃疾一向很羡慕笑傲山林的隐逸高人，闲居乡野同他的人生观并非没有契合之处；而且，由于过去的地位，他的生活也尽可以过得颇为奢华。但是，作为一个 热血男儿 、一个风云人物，在正是大有作为的壮年被迫离开政治舞台，这又使他难以忍受，“休说 鲈鱼 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 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所以，他常常一面尽情赏玩着山水田园风光和其中的恬静之趣，一面 心灵深处 又不停地涌起波澜，时而为一生的理想所激动，时而因现实的无情而愤怒和灰心，时而又强自宽慰，作旷达之想，在这种感情起伏中度过了后半生。“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破阵子 ·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鹧鸪天》 ），在这些词句中，埋藏了他深深的感慨。宁宗嘉泰三年（1203），主 张北 伐的 韩侂胄 起用主战派人士，已六十四岁的辛弃疾被任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年迈的词 人精 神为之一振。第二年，他 晋见 宋宁宗 ，慷慨激昂地说了一番 金国 “必乱必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并亲自到前线 镇江 任职。 宋宁宗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辛弃疾任镇江知府，时年六十六岁，登临北固亭，感叹对自己报国无门的失望，凭高望远，抚今追昔，于是写下了《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篇传唱千古之作。但他又一次受到了沉重打击，在一些谏官的攻击下被迫离职，于当年重回故宅闲居。虽然后两年都曾被召任职，无奈年老多病，身体衰弱，终于在开禧三年秋天 溘然长逝 ，享年68岁。 追问： 个人觉得写两首诗就能赶走侵略者么？ 枪杆子 才能出政权。 书生误国。 回答： 的确 宋朝 的确是个把书生误国这一现象发挥到巅峰的时代 都是 程朱理学 惹的祸 但是也不能一 棒子 打死一船人 比如 范仲淹 他就是一个词人并且还是一位将军 在边疆多次打败 西夏 的侵略 使得西夏人闻其名而惊破胆 同样 辛弃疾 并不是个纯粹的文人 他在军事上有其独到的见解 并且善于以寡胜众 这点从他初出茅庐便率领五十多人袭击几万人的敌营并且成功的抓到了目标人物就可以看出 他并不是个只会 纸上谈兵 的腐儒 也正因为他并不是个纯粹的文人并且在思想上比较激进 经常提出要出兵收复中原 与当时南宋实权阶层那一群真正的迂腐书生的 苟且偷安 政策背道而驰 所以才遭到排挤打压 以至于只能将心中不能抒发的报国之志用诗词的形式来发泄出来 后来郁郁而终 书生误国 但他不是“书生”

希望采纳

万历年间开始出现在党派纷争，公元1605年，被革职后的顾宪成和高攀龙等人在家里集会讲学，因为他们经常在东林学院讲学，所以被称为东林党。东林党是以江南士大夫为主导的一个小集团，他们攻击当前的政治形势，希望得到改善。顾宪成、高攀龙的讲座引起了当时学者和官员的共鸣，也吸引了很多学生。

自那以后，这个政党变得很有名。明神宗万历中后期，朝廷与士大夫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这时，东林党站出来指责那些与自己意见不一样的人。东林党取得胜利后，开始慢慢掌握了统治国家的大权，齐、楚、浙三党都受到东林党的攻击。这些东林人表面上是仁德高尚的，但当他们攻击其他官员时，他们是凶残的。

后来魏忠贤加入了党派斗争，齐、楚和浙党都投靠了魏忠贤，开始反扑对东林党。魏忠贤想帮助朝廷铲除东林党，彻底消灭东林党，清理旧山河。然而，天启皇帝却中途意外去世，崇祯皇帝在东林党支持下即位，魏忠贤失去了靠山，想结束党争，重振朝纲计划随之失败。

大明朝亡于东林的书生误国，与派系斗争是有一定原因的，因为东林党打压其他党派的官员，把持朝政，造成明朝政治混乱。也能理解崇祯他为什么临终时会说:“我不是使得国家灭亡的君主，真正使大明灭亡的就是那些大臣。”恐怕这就是崇祯的内心所想，是明帝对东林党的一种委婉指责。

熊廷弼主张放弃辽东，袁崇焕说了卖国贼三个字让他顿时人头落地。熊廷弼是明朝末期的著名将领，他在守护大明王朝边境和镇压内部农民起义有突出贡献，说起明朝历史熊廷弼是绕不开的话题。熊廷弼主张放弃辽东，是根据当时大明王朝实际情况提出一条有效的建议，诺哈赤整顿女真族内部矛盾，形成一支强大的军队，明朝部队已经久疏战阵，在辽东开阔地带明朝军队处于劣势地位，满族骑兵可以毫无顾虑地展开攻势。

而且当时明朝内部农民起义如火如荼。在辽阔的大明王朝疆域上已经狼烟四起，明朝根本没有多余的兵力守住辽东地区每一座城池，做出战略性的撤退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熊廷弼主张把辽东地区的兵力集中在山海关，只要守住山海关就能够堵住后金政权进入关内的唯一通道。从整体战略角度来看，不要在乎一城一池得失，明朝解决内部农民起义问题，然后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对付后金政权上是明智之举。

书生误国这句话是对古代书呆子最好的诠释。他们根本没有上过战场，根本不了解辽东地区的形式，熊廷弼刚刚抛出自己的观点，就被这些文臣破口大骂把自己国家的土地人口白白送给别人完全是卖国贼的行为。

孙承宗和袁崇焕同样支持这样的观点。他们认为不能放弃辽东地区，袁崇焕和孙承宗没有上过辽东地区的战场，他们完全是凭借自己的猜测想象战争的情势，熊廷弼去世以后袁崇焕被派上辽东地区战场，当时当初信誓旦旦要拿回辽东地区掌控权的袁崇焕，一辈子都没有实现他的承诺，他到了那里才知道，一切都不容易。

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对书生的辱骂之声，比如“书呆子”、“书生误国”、“百无一用是书生”等，把书生说得一文不值。

但另一方面，对书生的赞美之声也不绝于耳，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才高八斗”、“才子佳人”，又把书生捧到天上去了。

到底读书好？还是不好？不用笔侠回答，众多省吃俭用都要把孩子往好学校里送、为孩子报无数兴趣班的家长就是最好的回答。

这充分说明一个问题：再好的东西都会有人泼脏水，金子里面也会有杂质。比如“百无一用是书生”这句话，作者的原意并非如此，甚至，刚好相反，但流传下来后，就变成了现在的意思。尴尬的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还经常把它拿来打击书生。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句话的本意。

这句话实际上是一句诗，诗的全文是：

“仙佛茫茫两未成，只知独夜不平鸣。

风蓬飘尽悲歌气，泥絮沾来薄幸名。

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

莫因诗卷愁成谶，春鸟秋虫自作声。”

这首诗名叫《杂感》，是一首抒情诗，什么意思呢？这要结合诗的作者来解读。

这首诗的作者名叫黄景仁，是清朝乾隆年间一个落魄书生。他寒窗苦读十几载，没有取得什么功名，穷困潦倒，郁郁不得志。

其实像这样的书生历来都多如牛毛，能脱颖而出的毕竟是少数，其他的，只有感叹命运的不济了。

作为书生，为何还要骂书生无用呢？

其实这是作者的一种自嘲，结合整首诗就可以看出来。

我就不一一注释了，大概意思就是：自己不管怎么努力，都不能达成心中所愿，空有一身才学，却无处施展，唯有对天感怀、自娱自乐，最没用的就是我这种书生。

明显感觉到：作者是在抱怨，并不是真的诋毁书生，如果书生真没用，他为何不欣然接受，反而在这里感叹呢？那就说明：他心有不甘，饱读诗书这么多年，却无一用处，读这些书还有什么用呢？他真实想说的是怀才不遇的尴尬，而不是说读书无用。

现在大家明白这句话的真实意思了吧？

我们再来说“书生误国”这个问题。

上马平天下，下马治天下，书生不管在什么时候都是有用的，和平时期更显重要。

说书生误国，那是因为国本身就掌握在书生手里，不管是兴盛还是衰败，不都算在他们头上么？贞观之治、康乾盛世，不也都是他们的功劳么？为什么你只看到靖康之耻和明末党争？

所以，社会要进步，文明要发扬，还得靠书生。但书生也要有底线，不能学了知识忘了本，特别是在利益的诱惑下做出为人所不齿的事情。这样的书生，不仅是书生中的败类，更是全人类的公敌。

并未有人明确说过这句话，但从历史上看确实是有这个意思的。文人误国，从明史来看确实有那么点意思，从朱棣之后，言官当道，上至皇帝，下至囚犯，上至国家生死存亡，下至鸡毛琐事，皆能喷个狗血淋头；其次言官结党营私也不在少数。当然也不是一棒子打死，譬如于谦。

有宋一代善待文人，太祖皇帝教后世子孙刑不上大夫，更是留下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车马簇，书中自有千钟粟！

据《宋史·苏颂传》记载，北宋熙宁二年，金州知州张仲宣因贪赃枉法而被判死刑，司法官对其处以脊杖刑和黥刑，然后发配海岛。审刑院知院事苏颂听闻此案后，向宋神宗上奏说，古代刑不上大夫，张仲宣官居五品，如果对其处以黥刑，并令其与徒隶为伍，即使他这个人不值得怜悯，但仍然处罚过重，因为这使大夫的名誉受到了污辱。

宋神宗认为有道理，于是免除了张仲宣的杖刑和黥刑，将其流放贺州。此后针对官吏不适用杖黥法，成为宋朝固定的法律制度。这是对“刑不上大夫”原则的具体制度化。

可是，北宋末年，靖康之耻真的只能怪宋钦宗、宋徽宗两位皇帝，当宋徽宗突破文官设置的重重阻碍清查京城守卫，发现号称八十万禁军却只有三五万人，还有一半是老弱病残当作何感想。自杯酒释兵权后，汉人王朝最后一个尚武王朝唐王朝完全终结了。

官本位是古代官制文化的核心。官员不仅拥有权力，还拥有财富、声誉和各种特权；做官首先是一种身份等级，其次才是一种职业。从观念形态来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传统文化基本的价值取向，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古训亦可引申为“唯有做官高”。这主要是因为做官有种种好处。

首先，在古代社会分层体系中，元代人分十等，官居第一，即“官”代表较高的社会地位。其次，升官与发财始终紧紧联系在一起。

官职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官员除了有正常的俸禄之外，还有占田荫客、不纳赋税、不服劳役、年节赏赐、陋规津贴等各种好处。再次，法律还赋予了官员种种特权。王公贵族即使犯罪，亦有“八议”或“官当”制度，即可免于或从轻处罚。

文官的选拔，早期靠举孝廉，后期靠科举，选出的都是文人里的精华，也就是能代表整个文人集体的人物。本来按理说，他们与血雨腥风的战场根本不沾边，但越到后期，文人越发激进，变得跟吃了枪药似得，只要一旦表示要求和，马上就攻击那些人“卖国”、“无耻”，然后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把他们给批斗一把。

国家被这些家伙绑架以后，越开越远，最后只能是翻车一途，所以明朝最后惨遭建奴屠戮；清朝在庚子国乱以后再也恢复不了元气，也失去了人民的认同，最后孙文和袁世凯联手埋葬了它。

其实早年的文人并不这样，早年在秦汉时代，武官完全是纯武人集团组成，文武个集团互不从属，也没什么交集，彼此独立。文人要谈战争，只能把自己变成武人，就像东汉的班超，已开始准备以文化成就自己，后来觉得不实际，也没意思，就投笔从戎，替东汉镇守西域。文武两班总体上虽称不上和睦共处，却也是井水不犯河水。

由于早在唐末，传统的军事制度“府兵之制”崩溃，以及唐末、五代十国时代武人藩镇割据、尾大不掉，皇帝认为这出在武人集团自成体系的原因，出于制衡武人的考虑，皇帝把后勤支持、装备调拨、物资管理以及军事决策的权利划给了文官，这样一来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就是武人变成文官的附属和附庸，这一点在明朝发挥到极致。

有时候高品级的武官，反而必须向低品级的文官行礼，比如万历名将戚继光对首辅张居正的信里就自称“门下走狗小的戚某”，虽说戚继光的确官职不如张居正高，但也不至于变成“门下走狗”这个程度，武官对文官的从属，由此可见一斑。

但这种安排的坏处，也是显而易见的。文人把持了军事，就导致武人在外处处掣肘，在文人们看来，“名节”永远比“成败”更重要，对“名节”的追求近乎变态，以至于不顾胜负，这就导致国家一次次被他们坑得很惨。

比如邓艾偷渡阴平时，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率优势兵力据城阻挡，此时如果诸葛瞻像司马懿当年那样闭门不出，凭着邓艾那点兵力还能奈何诸葛瞻。可叹诸葛瞻仅仅为了争一口气，就中了邓艾的激将法，不顾国家前途出战，最后战死军中，还把蜀国最后一点老底拼掉了。

他是忠诚，但这种实际是赌上了国家前途来成就他一人名节的鲁莽忠诚，实在让人难以认同。

中国古代都是由文人治国，而那些技术人员都是最低价的匠人，文人是最高等的，然后是农民，然后才是匠人，商人是最低等的。所有的新技术出现，所有的商人在应用新技术提高生产力的时候，在那些狗屁文人眼里，永远都是奇技*巧不值一提。

古代知识分子的总体形象通常是一副知书达理、眉清目秀、弱不禁风的模样，更代表不识愁滋味，只会吟风弄月的游手好闲和“下笔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的世事不通，除了对其社会地位、学识水准的有些仰慕之外，在世人眼中，“百无一用是书生”。

文人可能有骨气，可能有大志，但是他们从来看不起技术的发展，在这样的文人集团的带领下，中国那些心灵手巧的“匠人”永远出不了头。

文人误国，不是说文人无大志，不是说文人无骨气，而是文人永远不重视技术的发展，不提倡科技的进步，甚至他们会阻挠科技的发展和进步。他们空有想法，却不知道怎么去实现，这就是文人误国的根本。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误国

百度百科-刑不上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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