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关系

分配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关系是：

1、分配正义表现为程序的正义；程序正义是分配的正义，它的正义是由程序的建立和保证的。

2、程序正义设定了分配正义的操作框架，并且对其有过渡和补救作用。在法治时代，分配正义的实现不应当局限于暴力、逼供、道德等方式，而更多是趋向于说理、辩论等形式和手段来实现正义的实质。而这也要求了程序作为形式需要科学性和合理性。

程序正义原则在英国行政法上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坚实的制度基础和深刻的社会原因。概言之，古老的自然正义理念是该原则得以产生的思想基础，普通法院的权威地位是该原则得以形成的制度基础，而行政权在近代英国的急剧扩张则构成了该原则得以发展的社会原因。

英国著名法学家威廉·韦德指出：“通过阐发自然正义原则，法院设计了一套公平行政程序法典。”程序公正原则渊源于英国普通法上古老的自然正义理念，是自然正义理念在行政法领域的具体应用与发展。自然正义即“自然的是非观”，是对公正行使权力最低限度的程序要求。其核心思想被凝练为两句法律箴言：任何人都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任何人在受到不利影响之前都要被听取意见。在古代和中世纪，自然正义被认为是自然法、万民法和神法的基本内容。之所以被称为“自然”，是在于表明该原则所具有的不因时间的流转而被抛弃的永恒品质以及不因地域的不同而遭废置的普遍属性。

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之前，行政权在英国还没有充分发育，自然正义在当时主要是用以规范普通法院司法程序的基本准则。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自然正义原则得到了普通法院始终如一的坚持和遵守。早在1371年的里伯案中，一名巡回法院法官就由于与案件当事人有利益牵连而被取消了审理案件的资格。1723年，剑桥大学所作出的剥夺本特利博士学位的决定被法院撤销，理由是该决定在作出前未听取本特利的意见从而违反了自然正义的基本要求。“在某种程度上，英格兰普通法长期发展的过程，其实正是普通法院在自然法原则的引导下裁决案件、连续不断地试图追求自然正义的过程。”通过对自然正义原则的严格遵循，普通法院成功地控制了司法权在公正的基础上运作，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司法权的滥用。因此赢得了民众的衷心支持，树立起了自由之维护者与法治之保障者的良好形象，进而在英国政治体制中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在英国人的心目中，所谓法治无非是普通法院之治，而普通法院之治就是自然正义之治。这就为自然正义原则向行政领域拓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同时，自然正义原则在普通法院的严格践行过程中，不仅成为规范司法权运作的基本准则，而且逐步具备了超越所有权力之上的品质，成为奉行法治的基本标志。自然正义原则被认为是“落在每一个裁决者身上的义务”，甚至国王和议会也不例外。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明确规定王权要受到自然正义原则的限制：“凡自由民，未经同级贵族之依法裁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放逐或被加以任何其他方式侵害。”其中的“经国法判决”与自然正义、正当程序系属同一意义。在1610年的伯翰姆大夫案中，首席法官柯克宣布：如果议会法律让某人做自己案件的法官，法院可以宣布该法律无效，因为这样的法律触犯了普通法的权利与理性。也就是说，在17世纪以前，自然正义就已经逐步具备了限制所有类型权力的属性。这就为该原则超越司法领域向行政领域扩展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17世纪，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英国的宪政体制和权力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集中体现为：议会代替国王而获得了国家的最高权力。之后，随着现代政党制度在英国的发育、成熟，国家权力开始向以内阁为代表的行政机关集中。为了灵活应对和处理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行政机关获得了议会的广泛授权，其角色开始从消极的“守夜人”向福利的提供者转变，其职能也从传统的国防、外交、税收等急剧扩展至教育、卫生、交通等广泛的领域。面对行政权的急剧扩张，奉自由为生命的英国民众内心的忧虑也日益加剧。如果对行政权不加以限制，行政机关就有可能演变为现代社会的专制君主，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将化为乌有。1929年，英国高等法院首席法官G·休厄特勋爵所发表的《新专制》一书集中代表了这种社会思潮。在上述社会背景之下，普通法院举起了自然正义的大旗，意图以正当程序控制行政权的行使，以维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然而，在新的宪政体制之下，普通法院的努力遇到了议会和行政机关的联合抵制。这主要表现为，议会经常通过法律授予行政机关以不受约束的自由裁量权，排除自然正义原则在行政领域中的应用。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议会在形式上代表着民众的意志，但实际上是受到以内阁为代表的行政机关所控制的，其所制定的法律直接反映的是行政机关的意志。就行政机关而言，当然不愿意自己的手脚受到自然正义原则的束缚而希望获得行使权力的绝对自由。因此就出现了行政机关通过议会法律转而授予自身不受约束的自由裁量权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普通法院如果强行再推行自然正义原则，将与议会法律发生冲突。这在英国是不允许的，因为议会法体现着议会主权，而议会主权则是资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的基本标志，是英国宪政的基石。因此，“自然正义不得不谋求新的立足点，并发现它是实施制定法而不是推翻制定法的一个范式。它的基础现在存在于解释规则之中”。普通法院认为，法律是正义的体现，制定法律的目的在于推行正义而不是推翻正义。对法律的解释必须以正义为基本准则，自然正义是作为法律中潜在的、暗示的条款而存在的。即使议会法没有明确规定自然正义原则，行政机关也必须遵守。相应的，议会法授予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不是绝对的，而是必须受到自然正义原则这一法律的暗示条款所拘束的。通过上述解释，普通法院在形式上维护了议会主权原则，避免了与议会的直接冲突。同时又在实质上将自然正义融入了议会法律之中，否定了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绝对性，从而成功地将自然正义原则拓展至行政领域，成为控制行政权运作的基本规则。

但是，在历史上，自然正义原则是用以规范司法权运作的，当该原则扩展适用于行政权这片新的领地时，其历史局限性也开始显露。这主要表现为该原则只能适用于司法性质的行为，而无法包容所有的行政行为。为了克服自然正义原则的历史局限性从而扩大法院通过行政权进行程序规制的范围，越来越多的法官开始用“程序正义原则”取代传统的“自然正义原则”。不过，程序正义原则在核心理念、主要内容、基本制度等方面与自然正义原则都是相同或相通的，只是根据行政行为的特点对自然正义原则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如果将自然正义原则比喻为一棵老树，那么程序正义原则就是这棵老树发出的新枝。

1994年6月12日，洛杉矶市警察接到报警，发现辛普森以前的白人妻子尼克尔和她的一位白人男友被人刺杀于她的住所门前。经过现场勘察，警方怀疑凶杀嫌疑犯是尼克尔的前夫辛普森。然而辛普森杀妻案经过一年多的审理，检方自始自终缺少谋杀现场的证明人，也未能找到谋杀的凶器，而且其所列的作案时间表不能服众，许多问题难以解释。最重要的是检方的血迹证据也出了问题。辛普森陪审团在分析了113位证人的1105份证词后作出了裁决――1995年10月3日上午法庭正式宣布辛普森无罪。

辛普森杀妻案审理的整个过程都体现了程序正义的原则。这里仅就其中的主要程序作一个说明。

（1）本案陪审团的组成中体现的程序正义原则。陪审制度是英美法中一个独具特色的制度。在法律规定的应实行陪审团审裁的案件中，陪审团在法院的主持和指导下，享有独立参与法庭审理并做出裁决的权利。法院只有在陪审团做出裁决之后才能行使判决权，而且判决的性质必须与裁决的性质保持一致。这也就是说，陪审团如果裁决有罪，法官才能做出有罪判决；否则，即使法官同意，也不能做出有罪判决。

（2）证据规则中体现的程序正义原则。俗话说“证据是诉讼之王”，但并不是所有的证据法庭都会采纳。按照美国的法律规定，不仅要求提供证据的主体、证据的种类与来源是合法的，而且要求收集证据的程序和手段都必须是合法的，否则，即使证据所客观真实的，也不能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而予以排除。在英美法系国家审理刑事案件时，采用的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这也就是说，陪审团只有在确信证据已经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时，才能认定被告有罪。因此，在刑事审判中，即使某些证据被法院采信了，但并不一定就能够给犯罪嫌疑人定罪。在本案的庭审辩论期间，辩方律师柯克论大打种族牌，在对黑人占绝大多数的陪审团面前，反复引用福尔曼警官的种族主义谩骂和攻击，辩方的另一位律师舍克则重点攻击了警察局技术人员在搜集证据时的马虎，强调证据是如何被污染而不可靠。虽然这些问题没有一个能证明辛普森无罪，但在黑人占大多数的陪审团中间，它们已经足够能让人相信，检方的证据并没有达到无可置疑的标准。最后，陪审团经过4个小时的审议，做出了辛普森无罪的裁决。

程序正义不同于实体正义，它主要体现于法律程序的设计以及司法裁判的过程之中，是一种明确、具体且可操作的程序，是对法官和当事人的一种形式性道德约束，属于“看得见的正义”。

程序正义原则的确立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基于人性恶的人性论基础而主张对国家官员的权力运用进行一定的限制。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人们倾向于认为世界上并不存在完人，人性的本质是恶的，因此谁也不能保证掌握司法权的警察、法官等不滥用权力，这就必然要求设计一种合理的程序对权力的运用做出限制。

二是英美国家的个人主义理念要求对公民的权利予以充分的保护。与代表国家、可以动用国家财政和国家强制力的检查方相比，个人的力量无疑是十分弱小的。为了充分保障公民个人的权利，英美法系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一系列保障公民个人权利，如“无罪推定”原则、“排除合理怀疑”的原则等等。

三是对程序的独立价值的发现。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实体上的公正是无法准确把握的，而程序上的公正是可以“看得见”的，因此诉讼程序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弥补实体法的不足；二是公正的诉讼程序，可以增强诉讼的理性形象，有利于民主、平等、法治等理念的传播，使判决跟容易得到公众的认可和尊重。

通过辛普森一案，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司法制度对程序公正和确凿证据的重视程度，远远超出了寻求案件真相和把罪犯绳之于法。也许有人会说，注重程序公正并不必然会导致实质上的公正。但是，正是由于这种程序的公正从而避免了国家公权力的滥用，才能真正给民众一种安全感。

与英美刑法对程序的重视相比，中国传统的法律理念和制度都是重实体而轻程序的。著名的佘祥林杀妻案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佘祥林因杀妻入狱，11年后“被害人”佘妻突然现身，案件重审，佘祥林被法院宣告无罪重返社会。虽然法谚有云“迟来的正义不等于不正义”，但是11年的光阴人生又得几个？即使重返社会，这11年的牢狱之灾也将使佘祥林一辈子都无法回归正常的生活。在现实生活中，为了得到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违反法定程序，甚至于刑讯逼供，使得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自由被随意践踏，人权得不到应有尊重的事例不在少数。这一切的症结所在就是我国注重实体公正、轻视正当程序的司法观念，仅仅把程序作为实现实体正义的手段，而忽视了正当程序本身的独立价值和重大意义。

刑事诉讼法修订以来，程序正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无论是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刑事诉讼法总则并在多项具体规定和制度完善中加以贯彻和体现，还是坚持“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规定不动摇之外，又增加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并规定在讯问过程中实行录音录像等制度都意味着正当程序的独立价值越来越为我国司法实践所重视。

程序正义又被称之为过程正义，形式正义，在法律意义上，着重于体现在三大诉讼法规定的程序中的正义，它的实现与否是可以为我们明确把握的，比如当事人的平等性、双方的参与性、法官的中立性等等，因此，在西方程序正义又被称为看得见的正义，陈瑞华还专门写过一本书，就叫《看得见的正义》，论述程序正义问题。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相对，指的是案件实体处理结果的公正，比如在刑事案件中，指的就是定罪准确、惩罚适当，而在民事中，就是实体权利义务确定和分配准确、公正。受法律传统、人文地理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英美法系国家重视程序正义，而我国及大陆法系国家重实体正义。这样回答希望你能满意。

程序应该具备中立性，著名的法律格言：任何人不能作为法官。如果法官任凭个人感情去判断，那么就会很容易导致冤假错案，即使判决结果多么的公证，但是程序上存在着瑕疵，当事人就会有理由怀疑案件的公平性。

做到程序中立，在审判的过程中严格遵守和执行程序，对待当事人做到无差别对待，那么产生的结果就会被认为是符合正义的。

程序正义要求能够让当事人平等的参与案件审理，应该有效的提供当事人参与的途径，例如为当事人设定讲话申辩的权利和机会，陈述事实和理由，只有让当事人充分的参与到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裁判的结果才是符合正义的。

程序正义还应该具备公开性，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开性能够保障案件的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以及社会全面的了解案件的审理。最后程序正义要求程序的科学性和及时终结性，迟来的正义是非正义，如果一个案件久拖不判决既违背了经济效益原则，而且不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

扩展资料：

注意事项：

程序正义在民事诉讼中的体现：确保利害关系者参加程序。与程序的结果有利害关系的或者可能因该结果受不利影响的人，都有权参加该程序并得到有利于自己和主张和证据以及反驳对方提出主张和证据的机会。

这就是正当程序原则的最基本的内容或要求，也是满足程序正义的最重要的条件。利害关系者的参加在为了达到具有拘束力的决定而设计的种种制度中，是最足以表现司法典型性的特征。

程序正义的内容即构成正义程序的必备内容，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概括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通过对程序正义内容的研究，人们试图从程序正义的抽象理念中提炼出具体标准，并将其内在价值外化为执行命令。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程序正义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沈德咏:树立现代刑事司法观念 正确实施刑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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