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宫殿遗址是

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宫殿遗址是：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

二里头遗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批重点六大都邑之一。遗址地处于洛阳盆地东部的偃师区境内，遗址上最为丰富的文化遗存属二里头文化，其年代约为距今3800~3500年，相当于古代文献中的夏、商王朝时期。该遗址南临古洛河、北依邙山、背靠黄河，范围包括二里头、圪垱头和四角楼等三个自然村，面积不少于3平方公里。

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二里头遗址对研究华夏文明的渊源、国家的兴起、城市的起源、王都建设、王宫定制等重大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学术界公认为中国最引人瞩目的古文化遗址之一。

二里头遗址是一座精心规划、庞大有序、史无前例的王朝大都，多项中国古代都邑和政治制度都源于此。 1959年开始发掘，遗存可划分为四个时期。遗址内发现有宫殿、居民区、制陶作坊、铸铜作坊、窖穴、墓葬等遗迹。

发掘历史：

于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和1928年安阳殷墟的发掘，证实了殷商的存在。对《史记·殷本纪》的肯定，必然引发出《史记·夏本纪》也为信史的认识。由此，二十世纪50年代考古界提出了夏文化探索的课题。

1959年夏，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率队在豫西进行“夏墟”调查时，发现了二里头遗址，从此拉开了夏文化探索的序幕。

经考古工作者对二里头遗址数十次的考古发掘，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收获，1977年，夏鼐先生根据新的考古成果又将这类文化遗存命名为“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遗址范围为东西约2公里，南北15公里。包含的文化遗存上至距今5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下至东周、东汉时期。此遗址的兴盛时期的年代为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十六世纪的夏文化时期，考古界将其主要阶段称为“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一般认为“不早于公元前1900年，不晚于公元前1500年，前后延续300多年或将近400年”[3]。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性成果报告所给出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也在公元前1880年～公元前1520年之间[4]。总体上看，二里头文化上接属于中原龙山文化系统的王湾三期文化，下接二里岗期商文化。龙山文化时期即龙山时代[5]，一般认为相当于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000年左右[6]。在王湾三期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之间，还存在着“新砦期遗存”，约持续100年左右的时间[7]。目前，尽管在对这类遗存的命名上尚有歧见，但其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较之中原龙山文化更为密切这一事实，已得到了学界的基本认可，为数不少的学者更认为其本身就属于二里头文化的早期发展阶段[8]。鉴此，“二里头时代”的时间跨度，应约当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500年。

王城岗遗址

王城岗遗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批重点六大都邑之一，龙山时代文化城址，位于中国河南省郑州市的登封市告成镇八方村东侧的土岗上，当地群众称"望城岗"。王城岗遗址现存面积约10000平方米，是一处以中原龙山文化类型中晚期为主、兼有新石器时代早期裴李岗文化和相当于夏代的二里头文化与商周文化的遗址。

夏朝统治的中心地域在今天河南省西部和山西省南部一带。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考古学家在河南登封县告成镇的王城岗发掘出两座东西并列的小城堡基址，其文化类型属于龙山文化中晚期。经过对其中出土木炭灰的碳十四测定，其年代约为公元前2050年，约相当于夏朝早期。

在地理位置上，与古籍中所说“禹都阳城”的阳城地望基本吻合。城墙和城内房屋均系夯土建筑，还发现了窖穴、城门和填埋有殉人的奠基坑遗迹。很多学者认为这里即使不是夏初都城，至少也是当时的一个重要聚落(也有学者认为与夏无关)。如纵向比较，河南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早期的聚落遗址多分布于海拔较高的丘陵、台地上，而龙山文化中晚期聚落遗址不仅数量明显增多，而且多分布于靠近河岸、地势较低的地带，这一变化或许与文献所称禹治理水患、使农业生产发展有联系。

二里头文化

中国青铜时代的一种文化。因1959年发掘的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最具代表性得名。主要分布在河南西北部、山西南部及陕西东部。年代约为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7世纪。现已发现遗址近百处。作为国家出现的象征宫殿建筑，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两座，都建在夯土台基上。二里头文化晚于河南龙山文化，又早于同地区的先商文化，在年代上大体处于夏朝纪年之内，分布范围与传说中夏人活动的地域相吻合，极有可能为夏文化遗存。因此人们把它列为探索夏文化的对象之一。

中国青铜时代文化。以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命 名。年代约当公元前21世纪至前17世纪。主要分布在河 南中、西部的郑州附近和伊、洛、颍、汝诸水流域以及 山西南部的汾水下游一带。现已发现遗址近百处，经过 发掘的有洛阳东干沟、矬李、东马沟，陕县七里铺，临 汝煤山，郑州洛达庙和山西夏县东下冯、翼城感军等十 余个地点。

这种文化遗存最早于1952年在河南登封的玉村遗址 发现。1956年发掘郑州洛达庙遗址时，人们注意到它在 文化面貌上具有若干特色，一度称为“洛达庙类型”。 1959年起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进行科学发掘以后，发 现这里的遗存更具典型性，故将这种类型的遗存命名为 二里头文化。

文化特征 二里头文化的特征，突出地表现在一组 富有特色的器物群上。这组器物中作炊器的是鼎、折沿 深腹罐、侈口圆腹罐等。作食器和容器的有三足盘、深 腹盆、平底盆、豆、澄滤器、小口高领罐和大口缸等。 酒器则有□、觚、爵等。侈口圆腹罐口沿部的花边形装 饰和深腹盆、甑、侈口罐口沿下附加的一对鸡冠形□， 是这组陶器中很有特色的风格。在这里见不到河南龙山 文化中常见的□、鬲、带耳罐、杯、碗及双腹盆等器物； 也与郑州商代文化中以鬲、□、□、卷沿圜底盆、大口 尊、簋、小口高领瓮为主的器物组合有明显的区别。以 东下冯遗址为代表的晋南地区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存与 豫西地区的同类遗存相比既有共同之处，也有差异之处。 如鼎、折沿深腹罐、深腹盆、甑、澄滤器、侈口罐、小 口高领罐等的形制与豫西地区所见的一致。但是，晋南 地区不见三足盘，鼎少而鬲多，底部有三足的蛋形瓮在豫 西地区的同类遗址内不见。它们之间的差异反映了两个 地区间文化面貌上的地方性特点，所以分别命名为“二 里头类型”和“东下冯类型”。

分期 根据二里头遗址的地层与典型器物所作的排 比，二里头类型文化目前被分为 4期:第一期陶器以褐 陶为主，磨光黑陶占一定比例，纹饰以篮纹为主，另有少 量方格纹、细绳纹。第二期陶器中黑陶的数量减少，以 细绳纹为主，篮纹和方格纹明显减少。这两期的器形多 折沿、鼓腹、小平底。第三、四期的陶器颜色普遍变为 浅灰，以绳纹为主，出现粗绳纹，篮纹和方格纹几乎绝 迹。在第三期遗存中，第一、第二期常见的鼎、深腹盆、 甑等继续延用，但有局部变化，同时，新出现了鬲、□、 卷沿圜底盆、大口尊、小口高领瓮等与商代二里冈期遗 物十分接近的器物。这组新器形在第四期中越来越多， 并表现出融合前者的趋势。东下冯类型也分为4期。

二里头文化早期器物

居址与埋葬 二里头文化的居址有半地穴居址、地 面建筑和窑洞式居址等几种。平面形状有圆形、方形圆 角和长方形等多种。一般居室的直径在3米左右，较大的 长方形居址长在10米上下，宽5米左右，中间有隔墙。地 基和隔墙都经夯筑。东下冯发现的窑洞式居址，系就断 崖和沟壁掏成。二里头遗址上层发现的大型宫殿基址， 是反映这一时期建筑水平的代表性遗存，已经发掘的两 座宫殿遗迹都建筑在夯土台基之上。 1号宫殿的基址长 宽均约百米，占地1万平方米。正面是面阔8间，进深3间 的殿堂，四周有廊庑，前面有门，中间是庭。2号宫殿的 规模略小，南北长728米，东西宽575~58米，基本形 制与 1号宫殿相同。这两座由堂、庑、庭、门等单位建 筑组成的宫殿，布局严谨，主次分明，是迄今所知中国 最早的宫殿建筑。其形制开中国历史时期宫殿建筑之先 河。在各遗址中，居址附近多有灰坑、窖穴、水井等遗 迹。一些遗址中还发现有铸铜、制陶、制骨、琢玉等作 坊址。

二里头文化晚期器物

二里头文化的墓葬在东干沟、东马沟、二里头、东 下冯等遗址均有发现。大多为小型墓，目前尚未发现与 二里头宫殿基址相称的大型陵墓。这些墓都作长方形土 坑竖穴，长2米左右，宽1米上下。葬式多为仰身直肢。 随葬品以实用陶器为主，常见的有鼎、罐、三足盘、盆、 觚、爵、□等，少者数件，多者十余件。此外还有贝、 玉饰件和铜铃等小件铜器，二里头遗址发掘的少数墓中 随葬有铜爵。二里头遗址曾发掘一座较大的墓，墓口长 52 ~535米，宽425米，有二层台。因被盗掘，仅见少 量漆皮、□砂、蚌饰以及狗骨架和骨片等物，推测原来 墓中的随葬品是相当丰富的。东干沟发现的一座墓，死 者作蹲坐状，比较少见。各地同类遗址中还经常见到一 些没有墓圹的人骨遗骸，其葬式或俯身；或身首异处；或 有捆缚、斩割痕迹，一般都无随葬品。两种不同的埋葬 方式，说明死者生前的社会地位存在等级差别。

经济生活与社会形态 二里头文化居民的经济生活 以农业为主。农具主要是石器，铲、镰的数量较多，斧、 锛、凿等也有出土。另外还有蚌铲、蚌镰、骨铲等。木 质的耒耜一类工具也在使用。饲养的家畜有猪、狗、鸡、 马、牛、羊等。农业生产已能提供较多的剩余产品，饮 酒之风比较普遍，一般平民墓中也多用觚、爵等酒器随 葬。

当时的社会分工更加精细。不仅手工业与农业已经 分离，而且在手工业内部，铸铜、制陶、琢玉(石)、制骨 以至木工建筑等都已出现专业分工。陶窑在洛达庙、二 里头等地发现多座，直径一米左右，窑室都已残损，火门、 火膛和窑箅等一般保存较好。火膛作直壁圆筒形，中设 长方形土柱以支撑窑箅，箅面有若干圆孔，附近还出有 一些陶拍等制陶工具。玉器有琮、圭、璋、钺和柄形饰 等。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一件柄形饰上雕琢有规整的兽面 纹，纹样与后来在铜器上常见的一致，这是目前已知年 代较早的兽面纹样，工艺相当精致。另一件兽面铜牌，用 200多块绿松石镶嵌而成，是目前已知最早的铜镶玉(石) 制品，也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二里头等地还发现不少 经过切割的骨料、半成品和簪、锥、凿、针、镞、鱼叉 等骨制品和砺石等遗物，表明制作骨器也已成为单独的 手工行业。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是中国已知年代较早的 青铜器之一，有爵、铃、戈、镞、戚、刀、锥、鱼钩等。 二里头遗址发现了不少铸铜的坩埚、陶范、铜渣等，东 下冯遗址发现有铸器的石范。铜爵的胎壁较薄，表面较 粗，无装饰纹样，表现出早期青铜器的特点。工具和兵 器都用单范铸造，爵则运用复合范铸成，铸造工艺比较 复杂，说明这些青铜器还不是中国最早的青铜制品。据 测定，铜爵的合金成分为铜92％、锡7％，属锡青铜，说 明二里头文化已经进入青铜时代。

各地发现的不同形制的墓葬，反映了当时社会存在 的等级差别。第三期遗存中发现的宫殿遗址，证明奴隶 主与奴隶、贵族与平民的阶级分野十分明显，社会处于 严重对立的状态。当时的社会应属早期奴隶制形态，并 出现了最初的城乡分野。

二里头文化时期是否出现了文字，目前尚不能肯定。 一些遗址出土的陶器上一再发现有刻划的符号（记号）， 已知有20多种。其中有的可能就是原始文字，但还有待 进一步研究。这一文化的乐器有陶埙和石磬两种。此外， 还见有卜骨，大多用猪、牛等动物的肩胛骨，上有灼痕。 这些遗物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奴隶主贵族的精神生活。

与其他文化的关系 从地层迭压关系和放射性碳素 断代的数据看，二里头文化晚于河南龙山文化，而早于 二里冈期商文化(见郑州商代遗址)。但对三者间的关系， 人们的看法很不一致。有人认为二里头文化是从河南龙 山文化的王湾类型直接发展而来；有人提出二里头文化 与王湾类型文化之间实际是同一文化的不同阶段；有人 认为二里冈期商文化是从二里头文化发展而来，后者是 二里冈期商文化的直接先驱。但也有人不同意上述看法， 认为在同一地区内，时间较晚的文化接受和融合较早文 化中的一些因素是正常的现象，从二里头文化与河南龙 山文化及二里冈期商文化之间的文化特征的差异等方面 看，用一脉相承的说法无法解释，二里头文化应该另有 渊源。

由于二里头文化早于二里冈期商代遗存，且分布地 域与传说夏人活动的地域比较一致，所以人们把它列为 探索夏文化的对象之一。不过，对这一问题，学术界的 看法也有分歧。有人认为二里头文化的 4期遗存均早于 郑州商城，郑州商城是汤都之亳，所以整个二里头文化 都是夏文化；有人指出，二里头文化在第三期遗存中出现 了一组与二里冈期商文化的典型器物群一致的器物，表明其年代已经进入商代，所以二里头文化第一、第二期 遗存有可能是夏文化。这个问题目前仍在讨论之中。

我家就是偃师的 问对人了。

二里头文化最早于1952年在河南登封的玉村遗址发现。1956年发掘洛达庙遗址的时候，人们注意到它在文化面貌上具有若干特色，一度被称为洛达庙类型。1959年起在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进行科学发掘以后，发现二里头遗址更加具有典型性，故将这种类型的遗存命名为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文化于1953年首先在河南省登封县王村遗址发现，当时出土的遗物不多。自1954至1957年，在洛阳东干沟村附近又曾几次发现这种文化的墓葬与灰坑。这个遗址的晚期堆积中发现有青铜小刀和青铜锥，器形和铸造工艺都很原始。从地层关系上可以清楚地判断出这种文化的年代晚于人们熟悉的河南龙山文化，又早于商代，这种文化的特点及其所处的时代，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

很快，在洛阳偃师灰咀和二里头、郑州洛达庙、巩义稍砦、渑池鹿寺、陕县七里铺等地都发现了这类古文化遗存。随着中国社会科学院对洛阳二里头遗址的大规模科学发掘，资料越来越丰富，许多碳14测定数据集中在公元前21-前15世纪。考古界遂把这种文化定名为二里头文化，并做为夏文化的主要讨论内容。

20世纪80年代，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现不仅遍及河南全省，而且在河北省南部、山西省西南部和陕西省东部各地都有发现，已达100多处。这些遗址中既包含早期的城址、宫殿建筑、村落、墓葬群，也有一些铜器冶铸、制石制陶、制骨的手工业作坊，出土了大批陶器、石器、早期青铜器、玉器、象牙雕刻器和漆器等，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是研究夏代经济和文化的珍贵资料。

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中国社科院在洛阳二里头工作队的二层小楼装扮一新，“华夏第一王都”的大碑，也在工作队门口竖起，等待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为其揭碑。在专家眼里，这是一块分量很重的石碑。因为在二里头这个看似普通的村庄下，埋藏着中华民族的重大秘密：公元前19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这里曾是中国第一个王朝的都城所在地，上演过夏的繁荣和夏商周三代王朝更替的壮阔史剧。 上个世纪，甲骨文的发现以及对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证明了商王朝的存在。这给了中国学者以极大的鼓舞，他们希望能从考古学上寻找夏族和夏王朝的文化遗存，进而恢复夏代历史的本来面貌。寻找夏王朝存在的证据，成了近半个世纪中国学者孜孜以求的目标。

1959年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率队在传说中夏人活动的中心地区豫西开始了对“夏墟”的考古调查。洛阳偃师二里头被纳入学者的视线。这是首次明确以探索夏文化为学术目标所进行的田野考古工作。

此后，中国三代考古工作者对洛阳二里头遗址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发掘，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大型青铜冶铸作坊、制陶、制骨遗址，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以及400余座墓葬，出土了成组的青铜礼器和玉器，证明了它是一处早于洛阳商城的具有都城规模的遗址，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成为公认的探索夏文化和夏商王朝分界的关键性遗址。 由于它所处的年代正是中国历史上的夏商时期，所以从发现至今，围绕它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其中最大的悬念是：它是夏都还是商都西亳。“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束后，二里头文化的主体为夏人遗存的观点逐渐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学术界也都倾向于认为二里头是夏王朝中晚期的都城之所在。

20年前提出“二里头一到四期都是夏文化”的观点时，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邹衡孤军奋战，如今，此一“异说”逐渐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年届80的邹衡先生说，“夏的存在与否，在国际学术上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二里头遗址用事实证明了夏朝的真实存在。”

二里头遗址体现了夏朝已出现等级制度，等级分化。 在皓发白首的专家群中，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显得年轻而有活力。正是这位在世纪之交接任队长的年轻博士，用他的城市（都邑）考古学理念，给二里头遗址考古工作迎来了转型和振兴。这种理念着重于遗址的范围与城市布局、城郭遗迹的寻找、礼制建筑的发掘、中心遗址与周围其他聚落的关系等。

几年来，二里头考古工作取得了令人称赞的成绩：廓清了遗址的实有范围，找到了遗址中部的井字形街道、勾勒出城市布局的基本骨架，还发现了宫城城垣，证实了宫城的存在。此外还揭露出部分二三四期宫殿建筑基址，发现一些有关遗址布局的新线索，获得一些包括大型绿松石镶嵌龙在内的珍贵文物。

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刘庆柱称，新发现证明这是一处经过缜密规划、布局的大型都邑，二里头都邑规划性的判明，对于探索中国文明的渊源具有重大的标尺性意义，为人们研究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夏商文化以及中国早期城市与宫室制度、中国早期文明与国家的形成等课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说起二里头，许宏喜欢用5个“中国之最”来形容：这是迄今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发现有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宫城、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及铸铜作坊，还发现了最早的车辙痕迹，将中国发明双轮车辆的年代前推了300多年。

二里头遗址放到其出现前后大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它的每一项发现都牵动人心，并有理由相信，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还将会有更多的中国之最出土，殷墟的发现曾震惊了世界，二里头将像20世纪的殷墟一样，引领21世纪的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走向新的辉煌。

约公元前3000年至前1500年这一千多年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急剧动荡的社会大变革。这一变革可以用文明化、国家化或社会复杂化来概括，作为中华文明最早阶段的夏商周三代王朝文明，即诞生肇始于这一时期。这一时期一个大的分水岭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此时，数百年异彩纷呈的中原周边地区的各支考古学文化先后走向衰落；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覆盖广大地域的核心文化，即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典型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了各地的文明因素，以中原文化为依托而迅速崛起。二里头文化与后来的商周文明一道，构成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的主流，确立了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 当刘庆柱揭开红色绸布、一件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复制品）展示在世人面前时，在场的70余名专家学者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是“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最为精彩的一幕。

这件距今至少3700年，出土于二里头遗址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被学者正式命名为“中国龙”，认为它的出土，为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绿松石龙形体长大，总长702厘米，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02至09厘米，厚度仅01厘米左右。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见的。

将之命名为“中国龙”的考古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杜金鹏阐释了其中的原因：“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西周初期一件名为“何尊”的青铜器上，其铭文将包括偃师在内的洛阳平原称为“中国”，意为“天下之中”。“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看，二里头遗址地处最早被称作‘中国’的地方，所谓‘天下之中’的洛阳平原，又是我国年代最早的‘中国’即第一个王朝都城所在地，那么，二里头遗址所见的龙，自然就是天经地义的‘中国龙’”，杜金鹏说。

以往的考古发现中，有许多比二里头还早的龙的形象，比如，1994年，辽宁查海遗址曾发掘发现的一条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石块堆塑龙。这条龙用大小均等的红褐色砾岩摆塑，全长197米，龙头部最宽处约2米，呈昂首张口、弯身弓背状。1987年，濮阳市文物工作队在一座形式奇特的墓葬内，发现在一人体骨架的东西两侧以蚌壳摆塑了龙虎图案。龙虎头北尾南，与人骨架的头脚方向相错。其中蚌壳龙位于人骨架的东侧，长178米。龙昂首、曲颈、弓身、前爪扒、后爪蹬，状似腾飞。它们与二里头遗址的龙一样，都是由石块、蚌壳等堆塑而成，有一定的继承关系 ，但作为文明时代的龙形，则以二里头最早，所以杜金鹏说，“从文化传统的亲缘关系上看，只有中原地区发现的龙，从夏、商、周到秦汉一脉相承，从这个意义上讲，发现于二里头的龙形器是中华民族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源头。” 至于距今7000多年的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猪龙等，但它们跟秦汉以来的文化没有直接的联系。

杜金鹏说，偃师二里头被学术界推定为夏代都城遗址，而夏王朝被学者认为是中国第一个中央王朝，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龙文物，应该视为华夏民族共有的最早的龙图腾。

据龙的发现者许宏博士介绍，它是在二里头宫殿区一座高等级贵族墓葬中被发现的。当时，它被放置于墓主人骨架之上，由肩部至髋骨处。这引起了专家学者对绿松龙的用途及墓主人身份进行种种猜测。杜金鹏推测，它是一个在红漆木板上粘嵌绿松石而成的“龙牌”，色彩艳丽，对比强烈，富有冲击效果，是在宗庙祭祀典礼中使用的仪仗类器具。

除了绿松石龙，二里头遗址还发现有其他与龙有关的文物，如陶器、铜牌饰上的龙图像，有的似蛇，有的脱离了原始形态的蛇形象，有爪有鳍。据当前所知，在全国现有250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集中出土龙文物的只有作为都城的偃师二里头遗址，且都是出土在宫殿区或其附近重要地点如铸铜遗址或祭祀区。专家认为，这表明二里头时期，龙文物的地位是显赫尊贵的，是与夏王和其他贵族密切相关的，龙已经成为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代表了王权，这种观念代代相传。

根据测年结果，二里头遗存可划分为四个时期：

二里头文化第一期，标本年代：公元前1880～公元前1840年

二里头文化第二期，标本年代：公元前1685～公元前1610年

二里头文化第三期，标本年代：公元前1610～公元前1555年

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标本年代：公元前1560～公元前152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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