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心是哪四心责任心

四心说，即孟子提出的“四心说”。 四心说，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 孔子“仁”的精神被孟子所继承，并发展为”仁义”学说，概括起来即为仁、义、礼、智“四心”或“四德”

孟子的“四心说”致力于人心开发与人格塑造，是孟子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孟子将“四心”视作人之必备。探究“四心说”思想，对我国网络道德主体的培育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恻隐之心，即同情心，是四心之首。孟子用“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为例引出恻隐之心的内涵。如他所讲，婴儿在地上爬行，快掉进井中去了，无论是谁见了，都会去救，这是人皆有恻隐之心的缘故。“君子之余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孟子把齐宣王“以牛替羊”的行为也归功于恻隐之心，以此为凭借，他将恻隐之心提升到仁的高度，由此开启了孟子“仁政”思想的阐发之路。“羞，耻己之不善也;恶，憎人之不善也”。在朱熹的思想认知中，羞与恶涉及双重的伦理意蕴，一是指因己身的不善而羞耻，二是指见他人的不善而憎恶。孟子用翔实的事例论证羞恶之心的含义，如“立乎人之本朝”“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_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无羞恶之人，非人也”这些事例囊括着孟子对羞恶之心的概述，阐明了他对羞恶之心的重视程度。“辞让之心，礼之端也”。辞让之心，也称为恭敬之心。“礼人不答，反其敬”有礼貌地对待别人，可是却得不到相应的回答，就要反问自己对他人恭敬的程度是否达到了他人的标准，由此，孟子得出了“反求诸己”的人格理想。再者，孟子提出了“恭敬而无实，君子不可虚拘”，如果只是徒有恭敬的形式，而忽略了实质，君子就不用被这种虚假的礼文所拘留住。综上，孟子所推崇的辞让之心，一要反求诸己，二要就实避虚，两者并重。“是非之心，智也”。这里所说的“智”，是指对事物道德标准的一种区分和辨别，它建立在仁、义、礼的基础上。“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认为，是非之心含有普遍性的特质，是人所固有的。同时，它作为智之端，也为智的实现和发展，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更是对孟子是非思想的进一步延续。来源：现代交际

四心是指“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

出自《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认为这四心是人与生俱来的品质，也是孟子性善论的基础，即“仁政”理想。

1、恻隐之心：先王由于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所以才有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

2、羞恶之心：羞耻心是义的发端。

3、辞让之心：谦让心是礼的发端；是非心是智的发端。

4、是非之心：是非心是智的发端。

孟子“仁政”

从人性的前提推导政治，具体说，从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的仁心推导仁政。由于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本身所固有的，所以，仁政也应该是天经地义的。这就是孟子的思路。

孟子的推导仍然是为了推行他那毕生的追求，即“仁政”理想。但他的推导本身似乎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倒是他那推导的前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尤其是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仁义礼智”都发端于这种“不忍人之心”的看法， 更是成了中国古代哲学中“性善论”的理论基础和支柱。

四心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出自《孟子·公孙丑》。原文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人于打，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刚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人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译文孟子说：“每个人都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先王由于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所以才有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用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施行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治理天下就可以像在手掌心里面运转东西一样容易了。之所以说每个人都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是因为，如果今天有人突然看见一个小孩要掉进井里面去了，必然会产生惊棋同情的。心理——这不是因为要想去和这孩子的父母拉关系，不是因为要想在乡邻朋友中博取声誉，也不是因为厌恶这孩子的哭叫声才产生这种惊惧问情心理的。由此看来，没有同情心，简直不是人；没有羞耻心，简直不是人；没有谦让心，简直不是人；没有是非心，简直不是人。同情心是仁的发端；羞耻心是义的发端；谦让心是礼的发端；是非心是智的发端。人有这四种发端，就像有四肢一样。有了这四种发端却自认为不行的，是自暴自弃的人；认为他的君主不行的，是暴弃君主的人。凡是有这四种发端的人，知道都要扩大充实它们，就像火刚刚开始燃烧，泉水刚刚开始流淌。如果能够扩充它们，便足以安定天下，如果不能够扩充它们，就连赡养父母都成问题。”读解从人性的前提推导政治，具体说，从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的仁心推导仁政。由于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本身所固有的，所以，仁政也应该是天经地义的。这就是孟子的思路。孟子的推导仍然是为了推行他那毕生的追求，即“仁政”理想。但他的推导本身似乎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倒是他那推导的前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仁义礼智”都发端于这种“不忍人之心”的看法， 更是成了中国古代哲学中“性善论”的理论基础和支柱。孟子就不同了，他不仅展开了论述，指出了那相近的人性就 是发端仁义礼智的“不忍人之心”，而且还举出了生动的例证论证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所固有的。没有它，简直就不是人。从 这个角度来说，孟子的人性理论的确是“先验论”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因为他把“仁义礼智”这些社会性质的道德观念说成 是人的天性里所固有的，与生俱来的，甚至带有生理性的色彩。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孟子也不是完全否认后天培养的作用。因为他认为“不忍人之心”包含四个方面，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简称即为“四心”。而这“四心”只是“仁义礼智”这四种道德范畴的发端，或者说“四端”。这“四端”就像刚刚燃烧的火或刚刚流出的泉水一样，还需要“扩而充之’才能够发扬光大。不然的话，就会熄灭或枯竭。“扩而充之”也就是后天的培养，也就是“习相远”。所以，从理论基础来说，孟子的确是从天赋性善论（“四心”）推导出天赋道德论（“四端”），再推导出“不忍人之政”（仁政）。但从实践来说，他还是重视后天努力（“扩而充之”）的作用的。而且，撇开关于先验还是后天、唯心还是唯物的抽象讨论，联系到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社会状况来历史地看问题，主张人性本善，强调天赋道德，推行仁爱政治，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其实，也不仅仅限于孟子的时代，就是到任何时代，强调这些，总比鼓吹人性本恶，放弃道德，施行暴政要好得多罢！

珍爱生命的四心是指：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四心最早出自《孟子·告子上》，原文：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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