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寻根文学产生的背景及其对传统文化的态度。

文化“寻根”意识的萌动始于80年代初。人们以追溯自己所属的民族和所生活的土地的渊源的高度热情，开始以民族文化及覆盖在民族心理深层的文化积淀为纵向坐标，以整体性的人类文化为横向坐标，探寻自己民族文化的历史演变、地域特点和现代重建的可能性。80年代以来，整个文化界弥漫着一种强烈的“寻根”情绪，试图通过对民族文化的挖掘，重新认识自己，认识民族，重建新型的民族文化观。这种“寻根”意识强烈地冲击着文学艺术，使其呈现出一种新的审美特质。

“寻根小说”的先声可以追溯到80年代初出现的风俗画小说。汪曾棋的苏北小镇风情小说，刘绍棠、邓友梅的京味乡土、风俗画小说，古华的潇湘风情小说可视作“寻根小说”的前奏。李杭育于1980年下半年发表《葛川江文化观》等文，显示出对寻求地域文化的自悟。韩少功发表于《作家》1985年4月号上的《文学的“根”》拉开了“寻根小说”的最后一道帷幕，其“绚丽的楚文化流到哪里去了”的呼唤得到了一批青年作家和理论家的热烈响应，终于形成了一股有意识、有理论、有创作主张和创作实绩的文学“寻根”浪潮。

“寻根小说”的主将们或撰写理论文章，高扬“寻根”大旗，如阿城的《文化制约着人类》、郑万隆的《我的根》、李杭育的《理一理我们的根》等；同时又以自己的创作实绩来实践自己的理论主张，从而形成了一股蔚为壮现的理论与创作并行的文学思潮。

“寻根小说”在民族性、地域性上具有多样复杂的形态。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商州初录》、《商州又录》、《商州世事》）等讲述着发生在商州土地上动乱世事中各类人物曲悲欢离合、坎坷命运，透射出秦汉文化所固有的粗犷质朴，郑义的《远村》、《老井》以与现代文明相隔绝的太行深处的人物命运振荡出晋文化的回声；邓友梅的《烟壶》、陈建功的《找乐》力求凸现北京宫廷与市井的生活场景；冯骥才的《神鞭》、《三寸金莲》等小说着意于天律民俗风情的体察与表现；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表现出对楚文化浪漫主义精神的追慕；陆文夫的《美食家》、《小巷人物志》》和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说共同致力于吴越文化的开拓；王安亿从上海的小弄堂走出，以《小鲍庄》、《大刘庄》等小说楔入地域文化，郑万隆以《异乡异闻》开拓着自己脚下的文化岩层；以往很少写自己民族的张承志，也以《九座宫殿》等作品展开了对回族文化的探寻。

在“寻很小说”中，有—类是以原始或半原始生活作为题材的作品，写边疆、少数民族、大山、草原、马帮、牧民……其典型代表是阿城的那组以《遍地风流》为题的小说。在这些作品中，人物与场景是意象，作者通过这些意象表达自己的人格美理想。这种对边远的、反文化（非文化）的野性人格的高度肯定，实质上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制约下的懦弱人格的否定。正是民族在长期束缚中所形成的病态、卑微、苍白、软弱的性格，促使青年作家到原始生活中去寻找民族的“根”，寻找建立未来美好的人格理想的基础。因而，在小说中，原始的野性只是一个躯壳，作家所要表达的是躯壳背后的一种精神内涵：强健、舒展、自由、开放，而这恰与未来社会中“人”的内涵达成了某种契合。郑万隆的一组小说《异乡异闻》主要写黑龙江边“野蛮女真人使犬部”的充满欲望和人情、生机和憧憬的山林生活，正是在这样一种落后、愚昧、野蛮的生活之中，作者发现了独特的理想之美，发现了主人公们赴汤蹈火的勇敢精神和宏大刚强的人格。张承志的《北方的河》写的虽然是现代都市人、但其中的几条北方大河却是原始的、带着野性和蛮力的。黄河、额尔齐斯河、永定河、黑龙江，都被作者人格化了，其中寄托着他深沉、有力、一往无前的审美理想。

这类小说除了塑造强悍刚健的人格外，又以自由人格的塑造表现对压抑与束缚人性的传统中国文明的反抗。《遍地风流》中的《洗澡》以汉族青年“我”的自惭形秽反衬大草原上爱情的热烈、奔故、大胆、自然。《树桩》以一个对歌场面表现西南少数民族对生命、对生活的热爱和充分愉悦。《棋王》、《孩子王》表层看来属“知青题材”，其中也蕴含着对不受约束的自由人格的追求。一部《棋王》，实际上写了两个字，一个是“吃”，一个是“棋”。阿城津律乐道地写王一生们的“吃”，既有社会意义，更有生命意义，因为吃乃生存之必需。而下棋是精神之必需，是对自身的一种精神修炼。像王一生这样天生柔弱的人、要在政治风浪中站稳脚跟，获得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唯有保持自身精神的平衡，而下棋正是保持内心平衡、适应外界各种变异的一种方式。即使是他的徒步旅行，也不是为了征服或超越自然，而仅仅是为了与自然交朋友。获得一种内心感受，他的人生态度和人生境界，显示了内在的充分自由性，对自由境界的自觉追求，折射出现代人所面临的精神困境与自觉超脱的意向，有意味的是，王一生看似孱弱无能、不堪一击，却在无所作为中积蓄起内在的力量，阴极而阳复，获取九局连环的胜利。这种人生哲学，恰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一种体现。

“寻根小说”中的另一类作品则主要以汉民族古典、规范、正统的生活为题材，写浸透着儒道文化的老中国的儿女们，带着明显的文化批判精神。这类小说往往集中解剖一些静态的封闭的地域中近乎原始状态的文化以及这种文化的积淀过程，明显地表现了接受精华、否定糟粕的扬弃精神。代表作是《小鲍庄》、《爸爸爸》等。 王安忆的《小鲍庄》描写了淮北平原上一个村庄近乎复制的原始生活形态，展示了当代农民在传统文化心理制约下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它刻意于呈现一种状态、一个世界、一种生态和心态。这个世界古老、凝滞而闭塞，众多人物繁衍、生息在这片祖先开辟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并且在长期的生活经历中形成了一种共同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生存方式和生活理想。其愚昧、封闭、惰性而又淳朴、厚道、善良的群体形象，正是小鲍庄“文化”的产物，一种潜积于人物深层的“集体无意识”的产物。小说特别通过大禹治水的传说和神奇的孩子捞渣生死的故事，开掘出儒家文化对中国人的精神制约和影响。

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等小说试图承继鲁迅开创的批判国民性的传统，以现代文明去映照民族的精神病根。《爸爸爸》以白痴丙崽为主体，放射性地勾勒出传统文化哺育出来的群体性格。丙崽实际上是楚文化的一个象征物，是一个活生生的群体形象的抽象符号。他是一个非人化的可怜虫形象：思维混乱，语言不清，奇形怪状，猥琐卑贱，没有理性，一个只会喊“爸爸爸”和“×妈妈”的白痴。然而，这个永远长不大的小老头，他的“爸爸爸”和“×妈妈”竟被乡亲们视为阴阳二封，不但免除了杀祭谷神之灾，而且被尊奉为“丙相公”、“丙DY”、“丙仙”。于是，他周围的人自然也成了“非人”。令人深思的是，在一场血与火的争斗之后，大多数男人死去了，而丙崽却活了下来。他是一个小老头，却又永远是一个儿童。于是，这个永远长不大的形象，正好满足了作者批判国民劣根性的象征要求。丙崽象征了人类顽而、丑恶，又充满神秘色彩的生命本性，而他那两句口头掸，甚至包括了人类生命创造和延续的最原始最基本的形态。

“寻根小说”的产生基于一种世界性的思想文化背景，它在展现民族文化心理、铸造社会群体性格方面为当代文学创造了一种新的审美境界，开拓了一个新的艺术天地。

在文化寻根的浪潮中阿成的名篇是《棋王》。根据查询相关公开信息显示，在文化寻根的浪潮中阿成的名篇《棋王》1984年发表于《上海文学》，是一部短篇小说，被誉为寻根文学的扛鼎之作，讲述了在文革时代，知青棋呆子王一生四处寻找对手下棋、拼棋的故事。小说语言抛弃了20世纪80年代惯有的语言逻辑转而回归宋明小说的语境之中，朴实而飘逸俊美。

寻根”是八十年代中期一个重大的文学事件。众多的文学作品与理论文章汇聚在“寻根”的旗号之下，发展为一个规模庞大同时又松散无际的运动。这个运动并没有明确的宣言与统一的文学行动，有的只是一些模糊的对“根”的向往与追求的理论表述和一些富于文化意味的风格各异的文学作品。刊发于1985年第6期《作家》上的韩少功的《文学的“根”》大概可以算是这场运动的始作俑者。在这篇充满激情的文章中，韩少功发问道：绚丽的楚文化流到哪里去了？韩少功反复表述了这样一个思想：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说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同时他也解释了为什么要寻根，寻根在当前时代的意义这样的一些问题：“这里正在出现轰轰烈烈的改革和建设，在向西方‘拿来’一切我们可用的科学和技术等等，正在走向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但阴阳相生，得失相成，新旧相因。万端变化中，中国还是中国，尤其是在文学艺术方面，在民族的深层精神和文化物质方面，我们有民族的自我。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韩少功所说的释放现代热能、重铸和镀亮民族自我的心理需求正是这一运动兴起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他的呼吁也得到了热烈的反响，许多作家纷纷撰文畅谈寻根的重要性。（1）诚如洪子诚所分析的：“80年代东西方文化‘碰撞’，使文化比较和不同文化的价值观的评价重新凸现。一些作家不仅体验到‘文革’等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的压力，而且猝不及防地遭遇到‘现代化’进程和中西‘文化冲突’所产生的令人困惑的难题，感受到更为广泛、深刻的‘文化后果’的压力。他们会认为，如果以‘现代意识’来重新观照‘传统’，将寻找自我和寻找民族文化精神联系起来，这种‘本原’性（事物的‘根’）的东西，将能为社会和民族精神的修复提供可靠的根基。”（2）

寻根运动兴起的另一个直接的文学刺激来自拉美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始终洋溢着一种反叛传统的气氛，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成为许多作家取法的样榜。充满本土风情、传说、魔幻般历史现实的拉美文学的成功有效地扭转了这一唯“现代主义”马首是瞻的倾向，作家们开始意识到本土传统同样是激发文学创造活力的一个重要文化资源。他们返身回顾，寻找中国文化的“根”，希图为中国文学的再造注入民族文化的活力。

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传统”包罗万象，纷繁复杂，对“传统” 的理解，不同的人经常有各异的角度与看法，比如，哪一时间段的传统？哪个地域的传统？文人士大夫的“大传统”，还是“礼不下庶民”鄙野百姓的“小传统”？等等。同样，寻根文学运动中，作家们共同对文化渊源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但于要寻的“根”，他们的关注点、兴趣点、兴奋点远非一致。宗仁发在众多的寻根文学作品中归纳出三种倾向：（一）“现实生活背景中延续传统文化状态，艺术创造中流露传统文化态度。”比如汪曾祺、何立伟、阿城的一些浸染着中国儒道精神的小说。尤其是阿城的《棋王》，经常被列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作之一，认为这篇小说充分表现了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理想精神，作为人对世俗生活超越的凭藉的文化蕴味。（二）“从一个特殊地域或领域入手，溯源而上找寻民族文化赖以存在的土壤。”这一类小说包括贾平凹的“商州系列”、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系列、莫言的“红高梁”系列、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以及韩少功带有湘西特色的几个中短篇、王安忆的《小鲍庄》等。这些作家在一个时期内以自己熟稔的地域为素材，深入地探求民族文化滋生的远因，并且企图将失落的自然旺盛的生命力找寻回来，对民族文化中深藏的愚昧蛮荒也有所批判。（三）“把市井、市民气息作为透视民族文化的窗口，描摹出光怪陆离的世俗画面。”这些作品较有代表性的有陆文夫的《美食家》、邓友梅的京味小说、冯骥才的津味小说等。（3）

如前所述，“寻根文学”仅是一个松散的大趋势。如同批评家所区别的那样，韩少功追慕的是楚文化的绚丽狂放，贾平凹迷恋的是秦汉文化的朴实深重；阿城、李杭育都对老庄、佛、禅以及种种非规范的民间文化表示喜爱，而张纬则多少为儒家精神与人格理想所感动；张承志不顾一切地投入草原，投入一片回族的黄土高原，郑万隆则坚定地植根于他的“那片赫赫山林”。那么，在寻根文学纷繁的头绪和景观后面，是否潜藏了一个更为深刻的统一主题？

期望上述作家忠实无误地阐发某一典籍、还原某一段历史原貌、实录某些风俗风情，这显然是迂腐之念。无庸置疑，作家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在“寻根文学“中，传统文化并非在学科的意义上逻辑地发展，作家不如说是将传统文化的某些内容重新提取出来，用以阐释、制约或针贬当代文化中的某些基本问题，这是引证往昔向当今发言。换而言之，寻根之于文学，并不是严格意义上对传统的考证、梳理等，无宁说，“寻根”为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美学想象，作家们借某些传统文化构思出一幅幅寄寓理想人格与理想生存方式的图景，“追往古而思将来”。正如南帆所指出的：“‘寻根’并非劝诫人们返回远古，而是通过传统文化的镜子喻示当代文化的欠缺。尽管许多“寻根文学”所出示的生存图景看起来古风犹存，但实际上它们是作为一种彼岸的景观与现实之间产生相互参照。‘寻根’的积极意图无宁说是引入一套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参与现实。”（4）在这个意义上，“寻根文学”并非为未来的社会提供一套经济学指标或展示一个社会规划远景，而是力图从美学的维度为人们展现出更自由的生存图景，规引未来的趋势。它以种种独特的文化姿态、价值观念出示了某种异于现代性话语的向度。这也就是八十年代的“寻根”想象之于文学，“寻根文学”之于社会的贡献所在。

因为寻根问祖本是人的天性。寻根为把握生命—寻找生命的来龙去脉。研究姓氏源流与文化寻根并不在祈福于祖先，而在于明白我们的自身：我们与祖先血脉相连，祖先曾经的苦难与辉煌，一定会通过这血脉，流传到我们现在。研究姓氏源流与文化寻根更为的是证明自己的中国血统区别于异国子民的最科学、最可靠、最永久的依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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