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缢万岁山、归葬天寿山—崇祯帝的身后事

自缢万岁山、归葬天寿山—崇祯帝的身后事

大明永乐五年（1407年），明太宗（成祖）朱棣的皇后徐氏在京师（南京）驾薨；当时，工部官员向成祖陈奏，请于紫金山太祖的孝陵附近，为皇后挑选陵寝地址。

太祖当年建孝陵时就有制度—“帝后合葬”；假如徐皇后的陵寝建在紫金山的话，那么成祖若干年后驾崩，必然会同徐皇后合葬，也会落葬在京师（南京）。

但成祖自靖难成功、登基称帝以来，一直有将国都迁往自己为燕王时的大本营——北平顺天府（北京）的心愿，如果在南京修陵，那么将来迁都之事就得泡汤；于是，成祖否决了工部的请求，不在紫金山附近挑选皇后的陵寝地址，而是派礼部尚书赵羾与自己的亲信术士廖均卿（还有王贤、王侃、吴永、马文素、曾从政、刘玉渊、游朝宗等术士），前往顺天府，在北平顺天府所辖的州县内，选择合适的陵址，作为皇后、以及自己将来的万年吉地。

成祖这么做的本意，是向朝野、群臣、万民公开宣示——自己（与皇后）的陵墓修造在顺天府，就是大明将要迁都北平顺天府的先兆。

赵羾、廖均卿等人奉旨北上，抵达顺天府后，立即展开了勘探工作；经过一番仔细走访后，他先后找到了几处上佳的吉壤，位于顺天府以西的玉泉山、潭柘寺、香山等地，另有口外的屠家营、昌平羊山狼儿峪、燕家台各处，也都卜选到了合适的吉壤。

赵羾、廖均卿、王贤、王侃等勘定了诸多陵址目标后，先后向成祖发出奏疏，将卜选好的地址以及风水图绘制成册，交由皇帝亲自审核。但成祖对以上预选的陵址都不满意（或是名称不吉，例如燕家台，音同“晏驾”；或是地势不够宽敞，后世子孙没有了建陵的余地，比如潭柘寺附近），统统加以否决，命诸人继续找寻合适陵址。

诸人无法，只得继续在顺天府附近找寻合适的陵址地。直至永乐七年（1409年），王侃、吴永二人在顺天府昌平县治以北约二十里的地方，找到了一处名叫“黄土山”的地址，各方面都符合成祖的要求，于是所有风水术士皆前来勘察卜测，最终的意见是——这里确属最佳的皇陵建造位置。

于是，廖均卿、王侃、吴永等风水师将黄土山附近的风水、地势走向图仔细绘制成图，再次呈送给成祖御览。成祖检视了黄土山的风水地势图后，很是满意，便一锤定音，下旨就在此地为皇后建造陵寝，并赐黄土山名为“天寿山”。

从永乐七年（1409年）陵寝正式开建开始，经过五年多的不间断建造，至永乐十一年（1413年），天寿山皇陵地宫全部建成，成祖将仁孝皇后的梓宫先期葬入地宫中，并不关闭宫门，以待自己将来驾鹤后，和皇后合葬于此。同时，皇陵的地面建筑，如祾恩殿、碑亭等，也在继续修造中。

永乐十四年（1416年），成祖决定迁都顺天府。第二年，勋臣泰宁侯陈珪奉成祖诏令，担任新都城建设的总监督，并以京师（南京）皇宫为模板，开始了大规模建造顺天府皇宫、及配属的朝廷官衙、皇家监署等设施的紧张施工过程。

永乐十八年（1420年），顺天府的新皇宫以及城垣、官署全部建成，当年，成祖下诏正式迁都，以原京师应天府为南京，升北平顺天府为京师；并明确规定，从此后顺天府不再加“行在”称号。

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大明国都正式迁到了顺天府，上至皇帝、下至文武百官，第一次在新都皇宫奉天殿前，举行了正旦朝会大典。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成祖在第五次北征返回的途中，驾崩于榆木川，皇太子朱高炽奉遗诏登基，即大明第四代皇帝——明仁宗。

仁宗在将成祖的灵柩迎回京师后，便主持了隆重的国葬仪式，将成祖遗体安葬于修建天寿山皇陵内，和去世十七年的母亲合葬；仁宗还亲笔书写了成祖的“神功圣德碑”碑文，并御赐皇陵的正式名称为“长陵”。

宣德二年（1427年），长陵的地面建筑全部完工，这也是昌平天寿山皇陵区内，第一座落成的帝陵。在这之后的二百多年里，天寿山下又增添了十座帝陵，明成祖朱棣的后世子孙嗣皇帝们，在走过或长或短的一生后，也按照当年成祖皇帝所定下的制度，归葬于天寿山皇陵区内，在各自的陵寝中安然长眠。

后来陆陆续续修造好的天寿山大明帝陵，分别是：献陵（明仁宗朱高炽）、景陵（明宣宗朱瞻基）、裕陵（明英宗朱祁镇）、茂陵（明宪宗朱见深）、泰陵（明孝宗朱祐樘）、康陵（明武宗朱厚照）、永陵（明世宗朱厚熜）、昭陵（明穆宗朱载坖）、定陵（明神宗朱翊钧）、庆陵（明光宗朱常洛）。

为了更好地管理、维护天寿山皇陵区，正德二年（1507年），明武宗升昌平县为昌平直隶州，管辖怀柔、密云、顺义三县；从此，昌平成为大明的京畿重镇。

另外，因为“夺门之变”的缘故，明代宗朱祁钰被重祚的大哥明英宗朱祁镇赶下皇位、废为郕王、并诡异地死于西苑后，没能入葬他早就在天寿山下修建好的“寿陵”地宫中（代宗的继任皇后杭氏在薨逝后，已经先期葬入寿陵地宫），而是被英宗以亲王礼改葬于西山（玉泉山）北麓，他的“寿陵”也被英宗捣毁，此后一百多年都没有恢复。直到光宗驾崩后，因为在位时间短，来不及给自己修陵，所以才使用了代宗荒废的旧陵址，即现在的“庆陵”。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明熹宗朱由校因病驾崩，年仅二十三岁。因为熹宗少年继位，自认为年纪尚轻，不必过早建陵，因此没有在天寿山陵区内为自己卜选吉壤。

后来，辽东局势糜烂，国家财政被不间断的战事拖得面临崩溃，更加没有充足的资金可以拿出来修陵了。熹宗的陵寝建造工程，就这样一直拖下去，直到他驾崩时，其身后的陵寝也没能开工建造。

熹宗驾崩后，因为他的三个皇子都先后夭折，没有直系子嗣承袭大统，所以大明皇统被其弟信王朱由检承袭，即大明第十六代皇帝——明思宗崇祯帝。

崇祯帝继位后，立即给皇兄在天寿山皇陵区卜选吉壤，以为陵寝开建所在（前任皇帝的梓宫长期停放于皇宫内，也不是个事）；当时，天寿山陵区内，上好的吉壤已经全部建陵，别无佳地。最终，礼部和钦天监退而求其次，在世宗永陵的东南方向、天寿山潭峪岭西麓一块次一级的吉壤处为熹宗选定了陵址。

崇祯帝继位时，大明的财政危机愈发强烈，即使崇祯帝想尽了办法，但给熹宗建陵的费用还是捉襟见肘。后来，崇祯帝咬牙从内帑中拨付白银五十万两，还向朝中大臣们发出了捐助诏令，募集了数十万资金，这才使得熹宗的建陵资金落实到位。就这样，崇祯帝还数次嘱咐负责陵园营建工程的工部尚书薛凤翔：‘务用节俭、以期速成’。

崇祯元年（1628年）三月，熹宗的皇陵地宫建筑落成，初八日，熹宗奉梓宫被葬入皇陵地宫；崇祯帝御赐陵寝名为“德陵”。熹宗的德陵，是大明王朝所修建的最后一座帝陵。至此，天寿山皇陵区内，已经有了十二座帝陵。

按照祖宗制度，原本崇祯帝也应该在天寿山皇陵区内为自己卜选吉地，修建陵寝，但崇祯帝也是少年继位，初期不必要立即建陵；而当崇祯帝年岁渐长时，大明的内外形势也急剧恶化，国内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关外的后金（清朝）政权逐步壮大，大明朝廷在不断的“攘外安内”中顾此失彼、元气耗尽——“草野之力尽耗、国家法令败坏、边疆抢攘日甚、朝堂纠纷绵绵、疆场将骄兵惰”；所以，崇祯帝没有能力面对这错综复杂、大厦将倾的危急局面，更加没有能力、财力、精力，为自己在天寿山皇陵区内修造身后的陵寝。

另外，崇祯帝为人虽然刚毅不折，但其心性猜忌寡恩，“任察则苛刻，尚气则急遽”，统御群臣严苛而急躁、又无担当，导致文武百官阳奉阴违、遇事推诿、不愿任事（害怕被皇帝强行甩锅），大明中枢政局沉沦、政令紊乱，局势愈发糜烂不堪；在崇祯帝的不断折腾下，大明社稷于十七年后，走向了灭顶之灾。

崇祯一朝十七年间，农民起义愈演愈烈、国内烽烟四起、朝廷丧师失地、损兵折将，黄河以北地区已经被农民军占据多处，江山一片风雨飘摇；而关外的后金（清朝）政权也五次毁边墙入寇，劫掠北直隶、山东各地，沉重打击了大明中枢政权的权威和实力。内外夹攻之下，崇祯帝再也没有能力和手段来应付这险恶的局面，只得被动地左支右绌承受，在绝望中迎接社稷倾颓的最后时刻。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一，崇祯帝在京师（北京）皇宫奉天殿举行一年一度的正旦大朝会，但就在朝会举行途中，崇祯帝接到了两个让他震惊不已的噩耗——其一、“凤阳地震，皇陵震动！”其二、陕西“流贼”首领李自成，已于当日在占据的西安同样举行了正旦礼，并正式称帝，建国“大顺”，改元“永昌”，和大明朝廷正式分庭抗礼！

接到这两个让人揪心不已的坏消息后，崇祯帝心情沮丧、情绪低落，当即中止了正旦朝会，并免去了奉先殿叩拜祖宗的程序，然后立即转回乾清宫，召集内阁诸臣紧急商议，讨论如何应对李自成称帝之事。

同一天，关外的清朝都城盛京（沈阳），六岁的清朝皇帝福临也在盛京皇宫中的祭祀场所——“堂子”内，举行行礼、祭祖、祭天活动，以贺顺治元年（1644年）正旦。一片新年的喜庆气氛中，清军第六次越边墙进攻大明的计划还没有提上议程，“入主中原”的行动更多只是停留在计划中，包括顺治帝、及两位摄政王在内，清朝君臣还没有做好任何进军中原的计划。

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建国之后，立即准备东征京师，消灭大明中枢，统一天下。为汇聚人心、显示新朝的气象，李自成命大顺天佑殿大学士牛金星、礼政尚书巩焴草诏，以大顺皇帝的名义下达了讨明诏书，公开向大明皇帝发布了劝降令；李自成承诺崇祯帝如果主动投降，则“不吝异数，如杞如宋，享祀永延。”

大顺永昌元年（大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初二，李自成亲率大军从西安出发，经沙涡口过黄河，向京师方向进发，正式展开伐明的军事行动。

大顺军出兵后进展顺利，汾州（山西汾阳）、阳城（山西阳城）、蒲州（山西永济）、怀庆（河南焦作）等地纷纷被攻克，山西首府太原也在二月初八被大顺军拿下。二月十六，忻州（山西忻州）被攻克。二月二十九，大顺军攻克代州（山西代县），代州守将周遇吉退守宁武关（山西宁武），坚持抵抗。

三月初一，大顺军围攻宁武关，周遇吉的军械火药全部用尽，又不愿意再退，于是主动开关，与大顺军决战。激战中，周遇吉不敌而身死，守军全军覆灭，大顺军同样损失惨重。在宁武关之后，大顺军再也没有遇到过沿途明军的有力抵抗。

在大顺军向京师进发时，崇祯帝焦急万分，多次召集辅臣及九卿高官入宫商议，以应对危局。但在廷议中，诸臣都怕重蹈覆辙（因为替崇祯帝背黑锅，已经有相当多的文臣死于非命，其中不乏首辅、次辅等顶级高官），所以面对皇帝期盼的“由臣子提出迁都、然后自己再勉为其难接受”心愿，辅臣们都不敢、不愿承担“唆使皇帝逃跑”的罪名，没有任何人愿意出头，奏请皇帝南迁。

崇祯帝出于不信任诸臣、害怕会被架空的心思，也坚决不同意辅臣们提出的“太子南下、以保国本”的建议。君臣之间就这样相互猜忌、敷衍，毫无信任可言。面对如此境地，心灰意冷的崇祯帝极度的绝望和愤慨，于是做出了“国君死社稷，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复多言！”的决定，要带着满朝文武和全家老小，一起给大明王朝殉葬。

攻克宁武关后，大顺军继续东进，明大同总兵姜瓖、宣府总兵王承胤在大顺军还没到来前，就遣使请降，大同、宣府不战而克。三月十五，李自成率大军抵达居庸关，守将昌平总兵唐通因为千辛万苦赶来勤王，结果粮草军饷都被来劳军的太监私吞，因此怒火万丈，干脆将居庸关天险拱手让给大顺军，也主动归降。

三月十七，大顺军携连胜之威，经沙河、高碑店，直抵京师西直门外，然后用缴获的明军大炮轰击京师彰义门、西直门。当天，崇祯帝人生中最后一次上朝，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已经清晰地听见城外的炮声；想起风雨飘摇的社稷，崇祯帝潸然泪下，用茶水在御案上写下“文臣个个可杀”六个字后，便无奈退朝了。

退朝后，崇祯帝曾召见驸马都尉巩永固（崇祯帝姐夫）、新乐侯刘文炳（崇祯帝表弟），让他们率府中的家丁护送皇太子逃出城外，前往南京。巩永固、刘文炳惶恐不已，叩首称“亲臣不藏甲、臣等安敢有家丁”，崇祯帝默默无言，唯有流泪。

当夜，京师外城广宁门被守门太监（非野史中记载的曹化淳）献给攻城的大顺军，外城告破，大顺军随即汹涌入城，崇祯帝与太监王承恩登皇宫后的煤山（景山），远眺外城连天烽火、哀叹徘徊，很久后才下山。

三月十八，崇祯帝召集三个皇子——皇太子朱慈烺、皇三子定王朱慈炯、皇四子永王朱慈炤，让他们改穿百姓衣服，分别去外戚周奎、田弘遇家躲藏避难。皇嫂懿安皇后（熹宗张皇后）、皇后周氏、贵妃袁氏在崇祯帝的劝说下自尽（贵妃田氏已去世），住在寿宁宫中的两位公主则被崇祯帝亲手砍杀（其中长平公主幸而未死、昭仁公主伤重而死）。

处置好亲人后，已经是三月十九的凌晨时分，在心腹太监王承恩的陪伴下，崇祯帝脱下皇帝常服，换大帽衣靴，由上百名武装太监护卫，想要逃出城外。但崇祯帝连续绕行于东华门、朝阳门、安定门，都没能够出城，还被守城士卒发炮驱赶，只得转回皇宫。

此时，京师内城宣武门、正阳门、朝阳门分别被守门太监、文臣、勋臣等献给了大顺军，大顺军进入了内城，京师全城也告失陷。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清晨，走投无路的崇祯帝在王承恩的陪伴下，再一次登上了万岁山（煤山），脱下身上穿着的蓝色大袍、在上面亲书“朕登基十七年，虽薄德匪躬，上干天怒，然皆诸臣误朕，致逆贼直逼京师。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的遗言；随即，崇祯帝于万岁山寿皇殿外的歪脖槐树上，解下衣带、自缢殉国，时年三十四岁。王承恩侍奉崇祯帝殉国后，也自尽殉葬。

崇祯帝自尽殉国的当天，大顺皇帝李自成在数万军队的簇拥下，自德胜门入京师外城，然后由降顺的太监王德化引导，经承天门直入皇极殿，成为皇宫紫禁城的新主人。

李自成进入京师的第一件事，就是搜捕崇祯帝及其家眷；很快，在李自成的严令下，周皇后、懿安皇后、昭仁公主的遗体都被找到；同时也将自尽未死的袁贵妃、被砍断手臂昏死过去的长平公主搜寻出来，加以妥善安置。

而刚刚逃离皇宫的皇太子和定、永二王，也被别有用心的人在出宫时就一并挟持，大顺军入城后，三位皇子都被当做投名状献给了李自成。

但崇祯帝本人的踪迹却一直没有下落，为了找到崇祯帝，李自成不惜下达了“献帝者赏万金、封伯爵；藏匿者夷灭三族”的诏令，但统统没有结果。

直到三月二十一，崇祯帝的御马被人发现在万岁山下漫无目的吃草、且无人照看；大顺军由此推测，崇祯帝可能就藏匿在万岁山上；于是，诸人立即冲上山头，准备活捉崇祯帝，献给李自成后，得到“万金、伯爵”的爵禄重奖。

但当大顺军士兵冲上万岁山后，却愕然地发现：寿皇殿外的槐树上，挂着两个自缢的遗体，其中一位着单衣单裤，一只脚光着，一只脚穿红靴，另一个穿太监服饰。经过召唤皇宫中的小宦官辨认后，才得知穿单衣者就是崇祯帝本人，另一位则是殉主的崇祯帝心腹太监——王承恩。

崇祯帝在万岁山上自缢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李自成耳中，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的李自成没有多少欣喜的感觉，反而有些怅然若失；在他的命令下，崇祯帝的遗体被从万岁山上抬下来，用一块门板装着送到东华门外，随后，周皇后的遗体也从宫中抬到东华门，和崇祯帝放在一起。

起初，李自成命大顺官员用两口普通的柳木棺材装殓崇祯帝夫妇，将崇祯帝夫妇的棺木停放在东华门外的护城河边，并搭起简易的灵棚，以便让前明的文武官员去拜祭故主。

不过，得知皇帝已经殉国消息后，能够不顾危险、亲自到崇祯帝灵柩前哭祭的前明官员只有三十人余人，来拜祭、没有哭的官员有六七十人；其余在京官员，或是根本不来哭拜，或是急匆匆过东华门，不做停留、看一眼就走了，社稷倾颓时的人心，莫过于此。

因为害怕大顺军的“秋后算账”，所以即使来哭祭崇祯帝的前明官员，绝大多数也不敢主动出面，为故主料理后事、安排丧葬事宜。最后，是勋臣襄城伯李国桢在哭祭完崇祯帝后，求见李自成，向李自成提出了“天寿山陵寝不可破坏、以天子礼仪安葬先帝、请妥善安置皇太子及二王”三个条件，李自成出于安抚京师人心的目的，一一答应。（李国桢稍后因为“追赃”被大顺军拷掠而死。）

李自成安置了崇祯帝夫妇的祭拜之事后，又加封被送交大顺军看管的皇太子朱慈烺为“宋王”，定王朱慈炯为“定安公”、永王朱慈炤为“永平公”，别处安置，派人照看。皇太子也向李自成提出了“不惊我祖宗陵寝、礼葬我父皇母后、不杀戮我百姓”的请求，李自成照例同意。

三月二十三，李自成再次下诏，以天子礼仪改殡崇祯帝夫妇，换红漆棺木装殓崇祯帝，黑漆棺木装殓周皇后，以翼善冠、渗金袍、明黄靴等皇帝服饰改敛崇祯帝，以翟衣、凤冠改葬周皇后。

三月二十五，李自成下令“以帝礼祭、葬”，预备将崇祯帝及周皇后的灵柩下葬。可当大顺礼政府（礼部）官员奉李自成诏命，要为崇祯帝夫妇举行安葬之礼时，大顺礼政尚书巩焴才愕然发现，崇祯帝在位十七年，居然根本没来得及给自己修造身后的陵寝，想入土为安也没地方可埋！

大明自永乐迁都以后的制度，历代皇帝都需在昌平天寿山皇陵区修建陵寝，当初崇祯帝继位时，也是按照这个制度，给驾崩的皇兄熹宗皇帝在天寿山皇陵区内选址建陵，历时五年之久，才修好熹宗的“德陵”。

原本崇祯帝也应在天寿山陵区内，择吉地为自己建造陵寝，但之前已经说过了：一来皇陵区历经二百年历代大明皇帝的不断入葬，天寿山下已经找不到合适的“上佳吉壤”，作为崇祯帝本人的“陵寝”；二来，崇祯帝即位以来，连年战乱不休、内外交困，国库及内府帑银早就入不敷出、空虚无比，根本没有多余的财力为皇帝修建陵寝。

所以，虽然当了十七年的皇帝，执掌天下权柄，可这时候的大明实际上就是个空架子，崇祯帝手头也窘迫不已，在应付不断的战争和天灾时恨不得将皇宫都抵押卖了，哪里还有余钱建陵。直到京师失守，崇祯帝在万岁山上自缢殉国为止，他也从来没有将建造自己身后陵墓之事付诸实施。

崇祯帝无处可安葬的尴尬事情发生后，巩焴立即向李自成上奏，请皇帝下旨，赶紧为崇祯帝加紧修造陵寝，安葬前朝皇帝，以安抚天下臣民。

可李自成正忙于派人接收北直隶、山东、河南、陇右、湖广等地，驻守辽西走廊、山海关边墙一带的前明驻军、官员也需要立即招降、安置；另外，京师中的前明中枢高官、勋臣、外戚等人也要展开“追比、责赃”，收缴赃银；这些事情，统统需要李自成出面协调、指挥、调派，哪里还有时间、精力、财力去给前朝皇帝盖陵墓。

于是，李自成否决了巩焴提出的给崇祯帝建陵的请求，让他自主决定，随便安排一下，找块空闲之地，将崇祯帝夫妇棺木安葬，也就算了。

巩焴接受了李自成的诏令后，算是将一个烫手山芋给留在了手里，无论如何安置崇祯夫妇的灵柩，都不是一个好差事（随意安葬了，天下人会说其刻薄，隆重安葬了，且不说葬礼费用从哪里出，李自成都要猜忌怀疑，巩焴是不是以此收买人心、或者说心怀大明）。

正当巩焴左右为难之际，有顺天府衙门内的知情人向礼政尚书大人奏报：崇祯帝夫妇的灵柩倒是有地方可以安葬，而且葬址也不算潦草失礼，只要落实好发丧的事情，其他的也没什么可以担忧的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崇祯帝本人虽然没来得及给自己修陵，但他的贵妃田氏在崇祯十五年（1642年）七月因病去世后，崇祯帝曾工部、顺天府、钦天监负责在天寿山陵区内，为田贵妃营建园寝。经过钦天监的寻找、卜测后，工部与顺天府回奏崇祯帝，已在天寿山陵区西南隅、大红门左侧的鹿马山（锦屏山）南麓，世宗、神宗后妃园寝附近，找到了一块比较好的吉地，可以用作田贵妃的园寝地。

崇祯帝看过地势图后，当即允准，可以在此为田贵妃修造园寝。当年，田贵妃的园寝就开工建造。经一年多的修建，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园寝的地宫基本上建好，崇祯帝下诏将暂厝他处的田贵妃灵柩于正月二十三葬入其内，随即封闭地宫入口。

当时，李自成已经从西安出兵东进，准备攻打京师，崇祯帝焦头烂额，根本顾不上继续田贵妃园寝的地面建筑修建工程，因此田贵妃园寝除了地宫之外，地面上几乎空无一物。

田贵妃下葬不过两个月，崇祯帝便自缢殉国了，因为在世时没有给自己建陵，所以一时间无法下葬。而巩焴因为要给崇祯帝安排下葬礼仪、却找不到合适的葬地，当初曾经负责田贵妃安葬事宜的顺天府知情人不失时机地向巩尚书献计，表示完全可以将崇祯帝夫妇一起安葬到田贵妃的园寝地宫中去，这样也算是将先帝葬进了天寿山皇陵区，和祖宗们在地下团聚，一举两得。

对于这个提议，巩焴当然没有任何异议，甚至大喜过望，总算是可以解决这费力不讨好的难题了。于是，礼政尚书召来了直属下属、大顺礼政府主事许作梅，让他负责联系大顺朝廷的顺天府（其实就是前明顺天府归顺而来），拜见顺天府官李票（即李纸票、大顺政权的成员、非前明官员），以顺天府全权负责安葬崇祯帝夫妇之事。

许作梅拿着巩焴签发的公文，立即前往顺天府，拜见府尹李票，呈递公文后，按照上官的吩咐，请求顺天府落实给崇祯帝发丧、运送灵柩至昌平天寿山下葬的事宜。

而李票得到礼政府下发的这个办事公文后，心里是一万个不愿意——此时，大顺政权已经开始大规模“追比”在京的前明高级官员、勋臣、外戚，而顺天府就是主要的执行者；追赃岂不比安葬一个亡了国的前朝皇帝要有油水得多！

但李票还没到可以和堂堂礼政尚书去顶牛的地步，对奉巩焴之命、拿着公文前来请求执行公务的许作梅不敢推搪，但也不想在这“追比”的关键时刻拨出大量人手去搞什么安葬前朝皇帝的不讨好差事；于是，李票直接将礼政府的公文下发给负责管理维护天寿山皇陵区的昌平州署，令昌平州官员听从礼政府主事许作梅的调遣，动用官银雇佣民夫，开启田贵妃园寝地宫，葬崇祯帝后梓宫于内；并规定了安葬日期——四月初三发引、初四下葬，毋违时刻。

礼政尚书、顺天府尹可以逐级撂挑子，但许作梅官职低微，无法推脱，只得又拿着顺天府的行文，赶往昌平州衙寻找当地官员接洽。但京师的动乱已经影响到昌平当地，局势动荡之下，前明昌平州衙的官员大多弃官而逃，六房属吏也藏匿走散大半，许作梅抵达昌平州衙后，只有署理昌平州吏目（相当于秘书室代理秘书长）赵一桂一人出面接收了顺天府行文。

局势混乱之下，昌平州官衙内的库房早就“钞库如洗”，一两公帑都没留下，根本没能力承担给崇祯帝夫妇下葬的重担。赵一桂如实和许作梅沟通后，立即带着工房吏员冯朝锦，火速赶到京师，向上官李票禀告了实情，请求顺天府拨出专款，用于安葬崇祯帝夫妇。

府尹李票又不是前明的官员，对崇祯帝根本没有感情，于是不同意拨款，而是向赵一桂出具了盖有顺天府关防大印的批文：“着该州各铺户捐挪应用，纳捐者酌情抵扣本年两税及各饷”，算是回复。

赵一桂见顺天府一毛不拔，只得拿着批文又回到昌平，并贴出告示，在州城内组织民户募捐，为先帝落实下葬之事。经过几天的募捐，昌平州内的富户或乡绅共计十人应捐，其中刘汝朴等四人捐六十千文、白绅等两人捐三十千文、赵永健等四人捐二十千文；合计三百五十千文，折官银大约二百三十三两六钱。

捐款落实后，三月二十九，赵一桂会同许作梅先期雇佣民夫赶赴天寿山陵区鹿马山南麓，将田贵妃园寝地宫的封土挖开，经过连续四昼夜的赶工，清理出长十三丈五尺，宽一丈，深三丈五尺的甬道；四月初四清晨，地宫石门完全露出来。

在清理田贵妃园寝地宫的同时，许作梅也赶回了京师，呈文礼政府、顺天府，请上官们安排人手，将崇祯帝后的梓宫运送到昌平来，以完成安葬仪式。四月初二晚，崇祯帝与周皇后的梓宫以牛车载运，送抵昌平州巩华城；四月初三，梓宫被移到城东门外关帝庙内存放；王承恩的棺木也随运而来。

四月初四寅时，在田贵妃园寝工地中的赵一桂先命民夫打开了地宫的两层石门，然后在园寝前的空地上搭好了祭棚三间、小棚两间，并预备了素供、猪羊等祭品。

当天申时，崇祯帝后及王承恩的棺木由许作梅监运，抵达田贵妃园寝外，帝后棺木停放于祭棚中，王承恩的棺木另外放在小棚内。赵一桂和许作梅率诸人一起给崇祯帝后的梓宫举哀致祭，送了崇祯帝最后一程。

随后，赵一桂和许作梅亲自监督民夫，将崇祯帝和周皇后的梓宫送入了地宫内，摆放到地宫后室石床之上。崇祯帝的红棺放置于石床正中，周皇后的黑棺则放在石床左侧，田贵妃的棺木则摆在右侧。至此，原属田贵妃园寝，就成为了崇祯帝的安身之陵了。

梓宫安置好后，赵一桂和许作梅在石床前摆好香案、祭品，点起万年灯，随后将两道石门关闭，甬道也再次回填；王承恩的棺木则埋在了田贵妃园寝的左前方。等到全部安葬工程完成，已是晚上戌时了。许作梅连夜便返回了京师，向礼政府和顺天府汇报崇祯帝梓宫的安葬事宜。赵一桂则留在现场，仔细核算崇祯帝安葬祭祀典仪中，所支费用的明细，以便向应募的昌平富户、乡绅们报账（也算有始有终）。

对于募捐而来的款项，赵一桂精打细算，一点也没有浪费（当然也没结余），三百五十千文、约合二百三十三两六钱官银，其支出明细为：开挖和掩埋甬道的民夫工钱银二百两（长十三丈五尺，宽一丈，深三丈五尺的土方全部挖开，然后又埋上，工程量和用工量可想而知）；搭祭棚用工钱、材料钱合四两五钱；纸札祭品用银一两八钱；祭品用猪一口、银四两五钱；用羊二只、银一两六钱；素供用二桌、银一两；民夫伙食饭银一两（菜品即用祭品猪羊即可）；夫役赏钱银二两四钱；请石匠开启关闭地宫门（兼打造拐钉）用银五钱；运送灵柩杠夫酒饭用银五两五钱；买捆扎细绳用银四钱；香案、供桌木工材料用银四钱；灵棚拆卸打扫用银二钱五分；顺天府监祭官员饭钱用银一两一钱（这是单独请许作梅用餐的）。

四月初六，赵一桂向昌平城内捐银的商贾富户们报账后，又和他们再赴崇祯帝的陵寝地，为崇祯帝行奠礼，礼毕后，赵一桂找来上百名当地村民，为崇祯帝简陋的坟茔培土起封（之前田贵妃园寝没有起太高的封土）；随后，赵一桂和昌平生员孙繁祉又一人捐银五两，买来大批青砖，在封土四周筑起了五尺高的砖墙，崇祯帝的身后陵墓这才稍有规制，不至于太过寒酸荒凉。

一个月后，李自成在山海关之战中惨败于明将吴三桂和清军之手，随即撤出占据了四十二天的京师，返回西安。清军在多尔衮的率领下，由辽西走廊开进了京师，成为中原大地新的主人。

为了收买人心、笼络汉族士大夫和广大缙绅，多尔衮进驻京师后，下令官民百姓为崇祯帝服丧三日，追谥崇祯帝为“庄烈愍皇帝”，将崇祯帝的陵墓命名为“思陵”，按照帝王仪制为思陵增修地面建筑。顺治二年（1645年）九月，思陵地面建筑初步完成，这是天寿山皇陵区内，修造的第十三座、也最后一座帝陵。

以帝王礼制改建思陵后，清朝再一次打开思陵地宫，更换了崇祯帝夫妇的棺椁，添置了符合皇帝身份的随葬品，让崇祯帝在地下享受到皇帝的体面。

增修思陵地面建筑的工钱、材料钱大约是四千两白银左右，和其他天寿山下的皇陵相比，这个建陵用度实在是太寒酸了（例如熹宗的德陵，其工程用度超过了百万两，而德陵，在天寿山帝陵中，只属于最低档次的皇陵仪制）；不过，圉于国家破碎、社稷倾颓，亡国皇帝在身后还能有符合身份的安息之所，也不必苛求什么了。

四千两白银的建陵用度中，一千五百两是皇陵区内原本的香火田租银，由清朝收取后，顺治帝特别下旨拨付而来；一千五百两是清军入驻京师后，前明降清的文武官员、太监捐助而来；而让人稍感意外的是，剩下的一千两，是已降清且受封为平西王的前大明宁远团练总兵、平西伯吴三桂所捐。

清朝入主中原后，对天寿山明皇陵区妥善管理，十三座帝陵均设司香使(守陵太监)二名、陵夫（守陵民户）八户，给香火田（房屋、耕地）若干，让他们照看所负责的帝陵；每年春秋二祭，清朝都会遣太常寺官员到明诸皇陵中祭奠。工部也会在每年的固定时期，派人赴明诸皇陵，检查各陵的建筑、封丘，定期修葺。这些待遇，思陵全都享受。

乾隆五十年（1785年）三月，乾隆帝下诏重修明十三陵已经残破的地面建筑，思陵再一次扩建，陵门、祾恩殿、宝城、明楼等建筑全部翻修一新，还加建了围墙。长眠于思陵宝城封土之下的崇祯帝如果地下有知，其心中的悲怆、怨恨、不甘，稍稍可得宽慰了。